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内的美国的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大西洋会议”，13日两国首脑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进行了《大西洋宪章》的签字仪式，14日正式公布。就在这次会晤时，丘吉尔向罗斯福请求援助，形象地说，“给我们工具，我们就会把活干完”，这一表态，其实是英国向美国交出战后“领导世界”“光荣担子”的发端，《大西洋宪章》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不少的历史著作把战争描述成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史诗，尤其体现在胜利的一方的语境里，或者说，这历史往往就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战争这一历史的宏大叙事主题之中，“历史中的英雄”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此起彼伏战在一线的千军万马，只是指挥官的麾下、史家的笔下的一串串数字，没有多少人有暇关注他们的姓名，相对于胜负，伤亡退而其次，有时甚至不值一提。
虽然历史被一再地重新书写和重新阅读，然而历史也往往选择性消失的不知所终，例如失败的一方、社会的底层，沉默的大多数和边缘化的少数。历史很少关注一个士兵的遭遇，人们对失败者的回忆也确实没有多少阅读兴趣。在惯性的历史认知里，我们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略历史的另一面，虽然它们与胜利者同样在创造着历史，他们是只是历史的背面，好比是描述未来蓝图的阴影部分。
例如，最近在澳大利亚的所有见闻中，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看到毛利人（土著居民）的身影，只有在随身携带的、晚近才出版的历史书中，读到了殖民者后代们书写的历史著作中的片段反思，还有，就是在维多利亚国立图书馆的访问中，偶尔看到了一位读者在借阅名为一部《First Australians》的书，看起来这位不知名的读者正在计划了解那一段“史前”澳大利亚历史，因为这部书名，我觉得应该翻译为“最初的澳大利亚人”，那就是所谓土著无疑了。
尽管如此，由于文明程度、时代的久远和长久的沉寂，我可以断言，这部书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引用率都乏善可陈，因为这些人的那个时代，也只是西方文明到来的前夜，一个楔子，一个前传，或者是一个确保历史完整性的引子罢了。
庆幸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七十余年以来，人们对战争的警觉大大增强了，尤其是对于世界性战争和大规模战争，这也是世界大战这样不幸事件之后的万幸。和平的力量和声音在加强，对话的机制和平台在增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新闻大戏频繁地上演。
人们渐渐觉察到，战争主题的历史真实一面，永远比书本里描述的更加令人沮丧和痛苦不堪，尤其是科技的进步从某种程序上表现为杀人越来“巧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和数量大增，更加重了人们对战争的警惕和恐惧。这些反思伴随着对历史中的战争的探讨、原因追问和破坏性的复述之中，也表现在对战争和战争中死伤的人们的纪念和追悼之中。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图书馆院墙之上，我们甚至看到了对“战马”的追悼，标题是“敬沙漠骑兵们的马们”，右方文字为：
这块碑被沙漠骑兵们以及他们的朋友建立，以致敬那些载着他们穿过西奈沙漠到达巴勒斯坦的马们（1915-1918）。
右边的文字这样写道： 它们忍受着超乎常人所能忍受的伤病，饥渴以及疲倦，但是它们从未失败。他们没有能够回到家，而我们将永世铭记。
这来自如下史实：西奈及巴勒斯坦战役，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区，对战双方分别为大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而德意志帝国则作为盟友支持奥斯曼帝国。1915年，奥斯曼帝国袭击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1918年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标志着战役的结束。奥斯曼帝国被迫割让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骑兵依然是快速移动作战的主力，这一点尤其突出表现在沙漠地带的作战进程之中。
然而，战争的主角从来都属于“历史中的英雄”。如果不局限于决定性战役，那么，可以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性事件就多了。在这其中，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转折，一个英国战争态度和反攻意志的转折，一个大不列颠作为未来反攻基地——“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转折。
“在1940年，就像在1807年那样，只剩下大不列颠一个国家在同欧洲的征服者进行战斗。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英国人等待着最坏的、顷刻即至的侵略的到来。1940年5月，正当军事惨败之际，温斯顿.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成为艰难中的最高领导人。他对议会和英国人民应许的只是‘流血，辛劳，流泪和淌汗’。他发誓要同‘那种在黑暗的、悲哀的人类罪恶的目录册中都容纳不下的极恶暴政’进行不妥协的战斗。他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民主政权发出呼吁：‘给我们工具，我们就会把活干完。’美国开始作出反应。”
正如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的二度呈现的史实一样，美国走出孤岛主义也是一个“一而再”的过程。
“从1939年开始，甚至还早一些，美国政府就根本不是中立的了。在美国，意见显然是不统一的。有一派称作孤立主义者，他们完全反对卷入欧洲战争，认为欧洲已经完蛋了，美国无法拯救它，德国人反正会在美国采取行动之前获得胜利，希特勒就是在欧洲取得了胜利，也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危险。另一派是干涉主义者，他们敦促立即动摇同盟国，认为希特勒是实在的威胁，法西斯主义必须消灭掉，纳粹一旦征服整个欧洲，就会立即着手打美洲各共和国的主意。总统罗斯福是干涉主义者，他深信纳粹正危及美国的安全与重大的利益，他力图把全国的意见集中起来，办法是宣布美国可以使用‘没有战争的措施’公开地援助同盟国家而无须自己去打仗。”
“1939年11月，对30年代中期的中立法作了修改，废除了禁止出售武器的规定。罗斯福总统把不列颠和不列颠帝国形容为‘抵抗征服世界的先锋’，而美国则是‘民主国家的巨大军工厂’。他说，美英两国是共同为这样的一个世界而战的，即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将要获得到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摆脱贫困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1940年6月，紧接着敦刻尔克撤退之后，美国就给英国运去了最初的一小批武器。几个月后，以送给英国50艘陈旧的驱逐舰，而换得在英属加勒比海诸岛、百慕大和纽芬兰保持美国基地的权利。1941年，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这是一项向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武器、原料和粮食的政策。与此同时，在1940年和1941年，美国实行了征兵制，建立起了自己的陆军和空军，同时拟定了两洋海军的规划。为了保护自己的船只，美国在格陵兰和冰岛获得基地，并且还把同盟国家的船只一直护送到冰岛。”
英国的均势或势力均衡政策，美国的中立或孤岛主义政策，正是新旧两个通过控制海洋主宰世界的主流国家的长期坚持的历史上的外交政策。均势是走向日不落的前提，中立正是商业主义的表现。所不同的是，英国走出均势，面对的是如今脱欧的被迫选择，而美国走出中立，长久地呈现一国独大的态势。这当然也有地缘的和历史的深刻因素。
“德国攻陷法国之后，准备要入侵英国。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在欧洲大陆会那般迅速而轻易地取得胜利，因而不能马上拿出可行的进攻计划。同时，他们也需要在发起海上进攻之前，先要赢得制空权。还有，他们总是怀抱希望，即英国说不定会求和，或甚至会变成德国的盟友——至少希特勒心里是这样盘算的。对英国的空中袭击于1940年夏季开始，到秋天达到了顶点。这是前所未有的最猛烈的轰炸。但是，德国人在‘不列颠之战’中未能赢得制空权。慢慢地，英国皇家空军更加出色地击退了德国的轰炸机；新的雷达装置帮助人们更成功地侦察到敌机的临近。尽管考文垂被彻底炸毁，其他城市的生活与工业也破坏严重，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命（仅伦敦就有2万人），但是英国的生产活动照样在进行。同许多空中力量理论家的预测相反，轰炸也并没有摧毁一般市民的土气。
1940—1941年冬季，德国人开始把他们的力量转向东方。希特勒把原来打牌进犯英国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对此他似乎从来就未曾有过多大的热心。他像当年的拿破仑一样，下定决心，在调动一切力量进攻英国之前，必须先把苏联干掉，这是更加接近他的意识形态和妄想的方案。”
“德国这个时候（1942年）已经兵临高加索山并逼近尼罗河。同时，在大西洋，德国的潜艇不住地击沉同盟国的船只，造成空前惨重的损失。地中海已经无法使用了。对于苏联和西方盟国来说，1942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尽管同盟国在海战中取得胜利，1942年的夏末和秋季在整个战争中是形势最严峻的一段时期。美国的参谋长乔治 马歇尔将军在几年后曾经写道，很少人知道德国与日本是怎样‘眼看就要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了’，而同时‘同盟国的生存又是怎样像一根拉长的悬丝’。德国和日本没有作出协调他们的战略和军事行动的计划，是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一个不小的因素。”
这一段也与过往我们的历史主流表述几乎一致。关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表现的描述，为避免文章有可能封锁，此处不录。
“到1942年1月，包括英美苏三个强国在内的26个国家，代表各个大陆，结成联盟，一致反对轴心国，罗斯福总统把这种联盟称为联合国家。每个国家都保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战胜轴心国家，并且绝对不单独媾和。这个反对轴心国侵略者的伟大同盟，在30年代是不可能建立的，如今终于圆满地实现了。
大西洋的两个民主国家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参谋长会议的领导之下，把它们的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了。两个主权国家建立如此亲密的联合关系是前所未能的事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的，一种全面的战略在早期就付诸实施了。德国被判定为主要的敌人，为反对它，必须首先集中一切力量。太平洋战争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澳大利亚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基地。美国海军和空军很快迫使日本停止向南方的扩张，并且挫败了日本为切断通往澳大利亚的补给线所作的努力。1942年春季，在珊瑚海和中途岛取得了海军和空军的胜利，这是在那个愁云密布的时期唯一叫人感动宽慰的事情。当年夏季，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登陆，于是以不足的兵力开始了‘蛙跳式攻占岛屿’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先欧后亚，先海洋后大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或者说吸取了前次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攻，是从“大西洋宪章”开始的一系列大国会议和妥协、约定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面，美国和英国的妥协和联手功不可没。当然，这里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英国，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岛国，而是一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有着广袤殖民地的全球性联邦。
“这段时期（1943年），美国的装备大师却运抵苏联。租借法案的条款也慷慨地适用于苏联人了。美国的车辆、衣服、粮食和各种各样的军需品，颇费力气地经由北冰洋和波斯湾，络绎不绝地运往苏联。机器和设备被运给苏联的武器工厂，产量不断增多。英美不断对德国进行轰炸，使它国内的航空工业日益削弱。同盟国对于苏联作战作出的贡献是至为必要的，不过苏联的生命损失巨大。苏联有2000万至2500万人死于与战争有关的各种事因。伤亡人数中有三分之二是平民，很多是被纳粹屠杀队杀死的，这些屠杀队的任务就是把所谓‘不良’分子从德军占领的地方消灭掉。单是战死的人数就远超过同盟国在战争的其他战场上损失的人数。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死去的人苏联人的数目，比美国在整个战争中所有战场上阵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有着共同的、相比较而言最凶恶的敌人或对手，是英美最大限度地和苏联保持战时合作的客观背景，也是从战时同盟到战后对抗的原因。
“幸存者曾描述纳粹死亡营中一些囚犯的非凡的勇敢和人类意志的行为，但大屠杀已成为现代世界关于有步骤屠杀和人类残暴的最恐怖的事例和记忆。尽管人们很容易把大屠杀归罪于希特勒和纳粹其他残暴的头头们，但这些大规模屠杀时行最令人难忘的方面也许来源于，有这么多的无名追随者毫无反抗地参与此事。这个问题在后来那些对大屠杀所作的历史上的、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反思中不断再现。奥斯维辛集中营少数幸存者之一，意大利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莱维对这个问题做了总结，并揭示为什么这一事件在世界现代史中值得记住：‘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一些毫无人性的命令的勤恳执行者，并不是生来就是虐待狂，并不是（除少数例外）穷凶极恶的人，他们是些普通人。穷凶极恶的人是存在的，但他们人数太少而不会成为真正有危险的人。更危险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们，那些轻易相信并机械执行的人。’”
这一段文字，应该是这本书里最令记者深思的历史深处的忧虑了，这正是所谓“平庸之恶”的可怕之处，历史的江河中，这样的事例不少，许多大时代中的“普通人”，他们看似不经意的历史作为，其实好比是水滴，不假思索地顺着大江大河的波涛奔流，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所为的价值并习惯性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并且是站在多数的一方。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多时候，历史确实是通过普通人创造的，但是，历史的转变的确是被“大人物”所左右甚至决定。
关于战争史的“围观”，或者说对战争题材著作的一次次阅读审视，我们自然会发现，当战争到来，与之相关的一切人都不会幸免，无论士兵或平民，无论男女或老幼，也不论是战区中人还是逃亡者，因为战争是人类解决资源分配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一个选项。
【注】《帕尔默现代世界史4》：《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R.R.帕尔默 乔.科尔顿 劳埃德.克莱默著，陈少衡 周熙安 周鸿临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