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直接社交圈里，一定·绝对·有·精神障碍症患者。
2017年1月1日我被确诊为焦虑症和抑郁症，我才知道中国可能有17%成年人是精神障碍患者。
这里的精神障碍指得就是焦虑、抑郁、妄想、精神分裂等这些我们经常听到的病。
在我自己治疗的过程中，发现了身边有太多朋友也同样有着精神障碍的困扰。甚至因为害怕周围人的目光而不敢去就医，所以我想把自己那段患病和治疗的经历记录下来。
之所以我们没有感觉，是因为其实精神障碍症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想的那样。他们就生活、工作在我们周围，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同事、朋友。如果他不主动向你透露，你可能根本发现不了他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
绝大多数轻度甚至中度的精神障碍症患者，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娱乐，在99%的事情上也可以正常的沟通、交流。他们在没有发作的时候，可能看起来非常阳光和你有说有笑甚至还能安慰别人，但到自己独处的时候却要默默承受。
而且，比起疾病本身，为了逃避偏见而隐藏病情讳疾忌医才是最危险的。轻中度的精神障碍可能不会严重影响生活工作，但延误病情至重度就可能会做出危害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危险行为。
我想把那段时间的就诊和治疗的一些经历和心得卸下来，希望能让大家能更加正确地认识精神障碍类疾病，也希望能帮到一些正在承受此类痛苦的的朋友。
2016年夏末的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坐地铁四号线回家。
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换乘站前后往往会没有信号，我放下手机开始习惯性的望着玻璃窗里的倒影发呆。
我想到了最近胃肠有些不舒服，一会儿有了信号要去挂个周末的号检查一下。
我的思维从简单检查一下联想到了做胃肠镜检查，然后想到了需要全身麻醉，紧接着跳到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我不想做胃肠镜，但我想起了网上那些因为害怕检查而贻误病情的。我想到了治疗这些疾病时可能的痛苦，以及如果得了不治之症所需要做的那些麻烦事。
思路开始不受控制的折叠在一起，我既在担心挂不到号，又在担心挂到号之后要做的胃镜，还在担心胃镜的检查结果，更担心检查结果中治疗的痛苦。
一种窒息的感觉如同多米诺骨牌，又像是枯草期的燎原之火。它排山倒海般的袭来，我被巨浪吞没，短暂的昏厥过去。
当我意识恢复的时候我已经被扶到了座位上。我看了一眼手机，时间大概过去了5分钟。又过了20分钟，到了我该下车的那一站，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感觉腿上有些疼痛才发现自己摔出了一片淤青。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在医学上的正规叫法是惊恐发作，将这归咎于肠胃炎引起的低血糖。
但实际上，惊恐发作是焦虑症的一种典型的躯体症状。在半年之后，我多次经历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昏厥，但我始终没有把它当成是一种精神障碍，我去查了脑彩超和脑部核磁共振，都显示没有任何结果。
但在另一边，当没有惊恐发作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对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开始感到担忧：
最初时，是在出门时担忧是否锁门，从健身房回来时担忧是否锁了柜子，上班路上担忧是否带了工卡这样的小事情。
紧接着，我开始对生活与工作中一些原本可以做好的事情感到不信任，比如惧怕写稿、惧怕公开演讲、惧怕旅行。
在每一个我惧怕的事物来临的前几天里，我都会笼罩在一种慢性的惊恐中，那些我所担心的事情会巨像成画面在任何闲暇时光闪现。
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对牙科的恐惧。
因为精神状态不好，我的一颗智齿反复发炎，牙科医生建议我尽早拔掉，这本来并没有什么。我确定了一个时间，约了一个附近医院口腔科的门诊号，在忐忑中渡过了一周，然后躺在了诊疗椅上。
在照过片子之后，医生和我说这颗智齿的位置有些难度，不建议在他们这里拔除，建议去更好的医院。
我既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又感到一股恶心想吐的感觉。我挂了北京市口腔医院的号，又在忐忑中等待了两周，我已经感觉到了精神上的极度不适。
那两周里的每个夜晚，当我躺在床上紧闭双眼，我都感觉自己并非躺在自己的床上而是牙科诊疗椅上，令人感到恐惧的画面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后来甚至出现了通感——当那些画面开始在脑海中上演的时候，我好像随时随地的可以感受到拔牙时的痛苦。
等到了去口腔医院就诊的那一天，口腔医院的普通门诊医生对着X光片说拔除这颗阻生智齿的难度确实比较大，需要挂专家号比较安全。那时北京口腔医院专家门诊一号难求，这意味着我根本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放下心中的这块石头。
从医院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踩在棉花上，好像一种隔阂正在形成，将我与现实世界隔开，我的身体留在了现实世界。而我的精神则在另外一个由恐惧编制的笼子里，我踩在地面上但不再对地面有实感，我呼吸着空气却感受不到温度，我走过一段路却不记得是怎样回家的。
从那时开始，焦虑开始对我的生活与工作造成了实质的障碍，夜晚会不断闪现那些令人忧虑的事情造成持续的失眠。最初我在附近医院的神经内科开了一些睡眠的处方药，但那些药物说明书上的副作用的段落也成为了我焦虑的一部分。
在白天，我开始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抽离感，就像是与现实世界之间隔着一层由焦虑铸造而成的玻璃。这并不是什么文艺的说法，而是一种切实存在的阻隔，它将我精神与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隔开，并扭曲了一些东西。
如果我想调动注意力去对现实世界做点什么，意识就必须先经过焦虑的镜片才能重新对焦，一旦稍有不慎它就会把某件事向着糟糕的方向扭曲。这一过程是痛苦的，而且它的焦距总在变动，因此你无法集中精力做好任何事情。
举例子来说，就是当你在准备一份活动的策划，那些活动时突发的意外画面会不自觉的打断你刚刚想好的逻辑线。你需要不断的用一个声音告诉你，那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只有万分之一，才能把思路拽回正轨。
刚好那段时间我正在经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并不顺利，所供职的整个公司正在面临一个无法挽救的危机——我无法解决它，也无法帮助它，但我也不能轻易的逃离它。职场氛围就像是在围观一只鲸鱼的搁浅，我知道它还活着，但也知道它必将死去，因为一些原因我还无法扭头离去。
现在回看，这可能是引发我焦虑症的根本原因，但当时的表现却是以与工作完全无关的疑病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能是因为在理性层面，我知道工作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不应该为此产生如此巨大的情绪波动。但这对情绪的抑制反而使得它以病理的形式寻找出口。
在临近2017年元旦的某一天晚上，我因为一些现在根本记不起来的什么事情崩溃了，我在家里趴在饭桌上大哭，大概摔了一些东西，父母并不知道该如何帮我。
我胡闹了可能有20分钟，然后逐渐冷静下来，和父母说我要去安定医院看一下，父母说好。
元旦的当天安定医院竟然不休息，所以我和父母就在2017年1月1日去了安定医院。
和其它的三甲医院比起来，北京市的安定医院并不起眼，从外观上看它和一个北京的社区医院差不多大。它在北京北二环的边上，被一圈高档小区和高档写字楼所环绕。如果我在它隔壁上班，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
和一些电视剧里经常会给我们塑造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我发现这里和其它医院没有什么不同的，你几乎看不到任何所谓“精神不正常”的痕迹。你甚至分辨不出谁是前来就诊的患者，谁是患者的家属，所有人看起来都十分正常。
说实在的，精神障碍症的就医过程可能比牙科还要舒适，所以在去安定医院的过程中我反而是那半年来最轻松的时刻。
就诊的过程十分简单，初次就诊时会进行简单的问诊来进行分诊，这个环节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是哈利波特里的分院帽。因为精神障碍症患者一般并不明确的知道自己是哪种精神障碍，所以不管你挂哪一科，初次就诊都会有这个“分科室”的环节。
这个过程中需要你回答一些问题并填写一些问卷，并且需要要有与你生活在一的亲属、伴侣或同事陪同。因为这样医生才能与他们交叉验证你所说的一些事情是否是实情。
分科完毕后，就会进入对应的科室，医生会问更多、更详细的问题，以制定病情和治疗方案。比如我其实明显有感觉自己有焦虑症症状的是2016年，但医生一直追溯到了2011年的不正常情绪。
我被要求做一个全血和身体的检查，这个步骤主要是为了确认“你是精神障碍导致的躯体症状”还是“躯体本身真的有问题”。对于疑病症来说，医生可能还会需要你在下次复诊时，携带下“你真的没有你怀疑的那个病”的医学证明。
我记得当时我就被医生问，你都焦虑成这样了咋不先把牙拔了再来看呢。我说我短期内实在挂不上牙科的专家号，而且要是不把焦虑症看好，都不敢进牙科。
精神障碍类疾病的治疗周期可能很长，但并不算太费事，只要你稳定居住在一个城市，一般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复诊一次就可以。治疗方案固定后，你就不需要再麻烦别人陪同一起来了，只要自己来就可以了。
对于我而言，我的确诊单上写的焦虑状态和抑郁状态。我最初还担心这种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状态是否要持续很久。
然而三个月后拔智齿的前一天晚上，我睡的像死猪一样安详，完全没有失眠。虽然我的实际治疗用了两年的时间，但我的症状在稳定治疗的情况下很快就消失了。
之后我会有时间把躯体症状、治疗过程、心理调节之类的都写写，希望看到的人能少走点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