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被强烈地触动到的时候，我会感到头皮一阵麻。那种感觉是猝不及防的，几乎不经过大脑的处理。这，便是所谓直击人心吧。《尘埃落定》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
我为什么会在那些很奇怪的地方泪目啊。那欢庆丰收的大舞段，空气中分明充溢着欢愉，我却眼睛发酸。若要做作地解释，倒也不是不可，由此段向前看，是衣衫褴褛的农奴痛苦的呻吟，向后看，是被罂粟腐蚀的饥民扭曲的爬行。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与此刻的欢腾形成的反差，足可令人嗟叹。但坦白地说，我只是单纯地被那藏舞激得心要跳出来。可心终是要被按在它应有的地方，于是那股冲动化成温热的液体。也许是近来冷淡风的舞看多了吧，我已很久没有正经看民族民间了。生命深处涌动的炙热，翱翔越过天际的自由，那些在我——也许是我们——的体内已经被按捺许久的东西，一旦跃入视野，便让人难以抵御。
藏族舞蹈的元素贯穿了整部剧。毕竟是“民族舞剧”，若断成“民族舞/剧”而不是“民族/舞剧”的话，藏族舞在剧中的运用应是一大关注点。可什么是“藏族的”呢，如果按平日接触的学院派“藏族舞”来看，对于一部舞剧来说似乎太狭窄了，而真正跳在山原草地的藏民的舞，我又没有机会见到，只好把那些明显区别于当代舞动作、又和我平日见到的藏族舞风格类似的片段，归为“藏族舞”元素。而“藏族舞”在剧中的作用，主要是表达情绪和烘托气氛，兼有塑造人物形象的功用，但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却显得有些无力，还是需要借力于当代舞和哑剧化的动作。这也许是民族民间舞的一个局限性吧。生于民间的舞蹈，本身就是以自娱或举办仪式的载体，是各类情感（自身的，与对神明的）的寄托。换句话说，民族舞本身并没有“义务”承担“剧”这个体裁。因而做“民族舞/剧”的过程，就不可避免从头开始挖掘其叙事功能。
剧中一个对藏族元素亮眼的妙用，即是“选择”一幕中，二少爷在其他人都选择罂粟的情况下选了青稞后，藏面具的运用。面具那张僵硬的笑脸放大了人群对二少爷的嘲弄，带有几分戏谑的意味，而面具遮蔽人的原貌本身，又暗示着被利欲和罂粟之毒侵蚀的人们实已被异化。藏面具本身并没有这层含义，而这一巧妙的借用算是“古今异义”。
一些有设计感的细节可见匠心。那些魅惑的罂粟花蔓延之时，一束束青稞一直木呆呆地戳在舞台一角。意味深长。又如当饥民绝望地爬向二少爷的青稞，而麦其土司自以为他们想要的是他手中的罂粟，更是极大的讽刺。
对于文学作品改编的舞剧，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多数观众已经从节目介绍中了解了剧情，有的人还读过原著，因而对作品的主题已经有一定的预判。那么我们看舞剧，看的是什么？如何从原著剪裁提取出一个适宜用舞蹈表达的核心情节线和相应的主题，以及如何用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展现它们，可算作看点。我认为这两方面，《尘埃落定》都做得足够好。但这部舞剧似乎只是在表达原著想要表达的主题，并未表达它自身的思想。也就是对原著的加工再创造并没有到达主题思想的层面。也许是太具象，太“剧情”了，少了想象的空间，便难有余味。而在这一点上，云门舞集的《红楼梦》虽也在诠释经典，但其中加入了林怀民自己的观点，因而拥有相对独立的主题。观者从中获得的是全新的思维体验，而不仅限于对原著思想的温习。
“瑕不掩瑜”这类客套话就不必说了。对每一次美好的观舞体验，我总心存感激。
我时常感到舞蹈的圈子很小，理论中，教科书上、期刊论文上、名家讲座上总是那几位教授，实践中，那些著名编导的名字亦是在几年间来来回回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高二时黑匣子上演的欧阳吉芮编导的《味道》，我如今还来不及回味，今夜的《尘埃落定》，又在我心里扬起未定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