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赛儿起义是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发生于中国山东的一系列以白莲教为旗号的民变事件，民变领袖是唐赛儿（女性）。从民变的规模上来说唐赛儿起义比较小，举事前后不过一个月就被山东都指挥司平定，但由于其发生在明成祖朱棣“永乐盛世”时期，因此对最高统治者（朱棣）震动很大。关于唐赛儿起义可以这样认为“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最恰当评价。”
唐赛儿本是山东蒲台（今山东滨州市蒲城乡）人，其在民不聊生之际效法元末的红巾军，以白莲教联络民众造事。永乐十八年初（1420年），唐赛儿率500余人转移到益都西南山区，当年闰正月在卸石棚寨（今唐赛儿寨）正式发动起义，起义军首战击败前往镇压的青州卫指挥使高凤等明朝官兵过千余人，声威大震。
唐赛儿起义大大鼓舞山东各地人民，其后相继有宾鸿、董彦皋、丁谷刚、刘信、刘俊、王宣、郝允中、白拜儿、高羊儿、王住儿、杨三等大小数十支起义军，以卸石棚寨为中心的民变迅速席卷青州、莱州、莒州、胶州以及安丘、寿光、诸城、即墨等9个州县，队伍扩大到数万人。民变扩大到半个山东后，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等急忙向朝廷报警求援，明成祖朱棣随后遣使诱降唐赛儿，被拒绝后命柳升为总兵、刘忠为副总兵率军平乱。柳升因为自负导致战败，刘忠战死，唐赛儿顺利逃脱。但是在明军的打击下，整个民变事件还是在三月份就得以结束。
唐赛儿起义虽然转瞬即告结束，但这是明成祖在位期间天灾人祸的综合反应，是对”永乐盛世“的打脸。
朱元璋死后，朱棣为争夺皇位发动“靖难之役”，山东成为中央军与燕军的主战场，持久的战争令百姓流离失所。燕军在靖难之役期间南下时大肆抢掠屠杀，据史书记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诏从征将士掠民间子女者还其家”、“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山东、河南等地民众反对战乱，因此主动帮助中央军抗击燕军，燕军遂在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残酷报复，综合各地地方志、家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总之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无人烟的局面，所以继洪武移民后又有“永乐移民”。
朱棣登基后又远征安南、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又大规模组织人力南粮北调、开挖运河，先后在山东等地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明朝政府的压迫加上天灾连连，使得民众生活十分艰难，据记载“民食草实为食”，“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此夺民食以养无用也”。
清朝的官修《明史》中评价明成祖永乐年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明朝人自己也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但这些并不能说明永乐盛世下的残酷现实，仅统计《明太宗实录》中所载，永乐一朝所谓的“民乱”、“强贼”就多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不仅是山西、河北，甚至连向来富庶的江南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
朱棣犹如当年的汉武帝、隋炀帝一般施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南征安南，战争前后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以及无数民夫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故宫，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甚至更多，”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正如仁宗年间的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疏：“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永乐末年的明朝社会已经完全看不到一点盛世的影子。
朱棣常以“圣主”、“明君”自许，然而他在位期间杀戮过多，国力消耗过大，在其死后20多年便发生“土木堡之变”，明朝由此转入衰弱。
参考文献：
《皇明祖训》朱元璋等 明朝
《国榷》谈迁 明朝末年
《明史》 张廷玉等 清朝
《明通鉴》夏燮 清朝
《洪洞大槐树移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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