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

       写在前面：七五年的我是踩着文革后期的尾巴出行的，父亲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我不得而知；而透过父亲简单的描述，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一个旧布做的”沙包“，几张废纸编成的手工，玉米秸秆做的眼镜等，甚至雨后路边的一块泥巴，都会成为我们的“爱宠”，玩得不亦乐乎。

我小名黑丟，出生在澄城县冯原镇东街一个普通的农家，在家排行老二，大概在我两岁的时候，我大舅因病（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过世，舅妈伤心之余远走他乡，后大舅唯一的女儿也离世。做为父母的外爷、外婆，希望大舅一脉得以传承，而身为老二的我，在懵懂无知之时，过继给了大舅，成了外公、外婆的长孙，当时的二舅（二爸）还在东北地质学校上学，已年近五旬的两位老人，既要承担小儿子的生活费，还要照顾年幼的我。

       我的爷爷张木合体壮个高，做豆腐是一把好手；我的奶奶贾氏是典型的农村小脚女人，且是村里的接生婆。而我最难忘记的，就是爷爷挑豆腐的扁担，当时冯原镇逢一、五过集，晨起赶集时，爷爷一头挑着豆腐，一头挑着我，等豆腐卖完回家时，前头挑着我，后头挑着豆子，我的童年，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阳光下点点移动的光影。

        童年的我，其实是幸运的，除了跟随大舅的姓氏外，过继后还经常回冯原东街的家，就连对父母也还以“大”、“妈”称呼，和原来没有多少变化，甚至因为身份的变化得到了更多人的关爱，有了更多的童年乐趣；随后时间不长，二爸结婚成家，年幼的我，成了爷奶、大、妈、二爸、二妈，还有二姑、三姑的团宠。

        当时的爷爷是家中最主要的劳动力，和那个年代所有农村人一样，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工后还要抽时间照管家中的自留地，不同的是，为了逢一、五的前一晚还要人力推石磨，磨豆子，做豆腐，然后集会当天挑着担子卖豆腐。后来二爸成家后，留守在家的二妈也成为了推磨的人力之一，而家里那口有孔的豆腐锅承载着我童年太多的欢笑和无奈。

        我们家做豆腐，比别人家多了一道工序，那就是“糊锅底”。记忆中的做豆腐流程是这样的，泡豆子，用人力推石磨把浸泡过的豆子磨成浆后，先把灶间火点着，透过火查看豆底，用面做成的条子把锅底漏水的缝子糊好，然后把磨好的豆浆倒进去；有时候豆浆还没烧开，就发现锅又漏水了，就赶紧把锅里的豆浆舀出来，倒到旁边准备的水缸里，再重复烧锅的工序，最后才是点卤，压制成形，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豆腐融入到赶早集的人流中。

        如今，废弃在路旁和废墟中的石器，多数成为乡村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已成为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记忆，留存于心底。当时，粮食艰难，小麦、玉米不仅仅是磨成粉，连皮也要磨碎，成为口粮；童年的我，最不爱干的活就是帮爷爷推石，那无休止的转圈，永远没有尽头，好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行，不知何时能天亮；那磨死沉死沉，想悄悄的缓歇一下，立马停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里怵的慌。到后来临近村子的东沟装上了水磨子，爷爷和我就推着独轮车，到东河沟底，只是静静的看着流水推着石磨转动，就倍感岁月静好，而上沟的时候，我就在前面用绳子拉着，给爷爷借点力，祖孙两人合力，慢慢的把独轮车从沟底推上来。

         那时的日子，单调、困苦却惬意，有着大把的时间和小伙伴们在田野、路边到处乱窜、玩乐。手工削制的木猴，从家中废弃的木桶上取下来的铁环；几根鸡毛，两枚麻钱，央求大人缝制的毽子，都是孩子们手心里的宝贝，一群稚儿，玩的不亦乐乎；更不用说春天跟着大人去挖野菜，炎热的夏天和小伙伴们偷偷去涝池甚至村子附近的长宁河、迪家河沟底嬉水，被发现了虽逃脱不了一顿训斥甚至皮肉之苦，但在出门后很快就忘记了大人的告诫教诲，相约下次再去。 对于孩子来说，那时最荣耀的一件事，就是自己能有一个“铁码子”，形状和现在体育赛事的“铁饼”相似，其实就是用生铁化水，制成直径八公分，厚一公分的圆饼，当然如果能有一个铜制的“铁码子”，那能在同龄的孩童中炫耀好长时间。“铁码子”的玩法类似于现在公园、市井常见的套圈，在稍微空旷、平整的地方，用石子、树枝划一条长线，约四米左右的地方放一块立起的半截砖，能用“铁码子”把半截砖打倒的就是赢家，半围在长线的周口边是一群孩童，双眼紧盯着“铁码子”扔出去的轨迹，唏嘘声、欢呼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当听到父母见次催促吃饭的声音响起时，小伙伴们还意犹未尽，饭后再一起比比，看看谁更利害。

        暑假到来时，田野、沟道更是孩子们的乐园，还会跟着年长我几岁的王长生、宋富贵、刘师子、赵桂林、王田生等人，避过大人，去东沟爬地道，追野兔，掏鹁鸪。

        多少次梦回童年，入眼的是爷爷悠悠的扁担，入耳的是小脚奶奶拐杖轻扣地面的声音，伴随着成长的却是不断的别离。随着时间的流转，小时候的玩伴，大多都年过七旬，经营着各家的小日子，而有些人已经成为了永久的回忆。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而是过去的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