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今天想写白师,主要是偶然看到835年他在甘露事变之后写的一首诗:“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想起来,白居易年轻和年老之后,完全过的是两样的文学人生,年少时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自己到中年时重读他的诗歌,看到他和湘灵爱情的悲惨结局,才明白,当人放弃爱情的时候,对人生也就看淡了吧。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仍,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贞元四年至元和十年(788-815年),共二十多年间,白居易是以讽喻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但是他的母亲强烈反对,因为要踏入仕途,一定要娶一个名门高第的官家小姐才行,这也是元稹抛弃崔莺莺的主要原因。最后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未结婚。这一年也是他诗歌风格的分界线的一年,从这一年起,他再没有写过讽谕诗。
从816年以后,他就刻意远离朝堂上的纷争,写起闲适诗来。他和元稹、牛僧儒相厚善,但不和他们结党;裴度赏识他,他也不去巴结跑官;李文饶想对他不利,他就请求退休。要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名满天下,当个宰相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却知道朝政昏暗,绝不主动去搅这趟混水。在洛阳的家里挖一个池塘,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借用过来的。我游洛阳香山诗的时候,看见白师的一首诗:“持刀间密竹,竹少风来多。此意人不会,欲令池生波。”不禁微笑,此老可谓大有野趣。
他在《与元九书》中,他是这样自我坦诚的: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喻诗写作。倒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除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讨伐,无聊的暗算外,弄得焦头烂额外,一无所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可以说他的这种改变,对于我们也是有现实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