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下午，我院五楼小会议室燕园医院管理直播课堂播出了《医患关系的文化心理背景》讲座，由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韩菁教授授课。
韩教授提出的观点，揭示了东西方医者受到不同对待的背景根源。
首先，东西方医疗机构的起源不同。西方的医院起源于意大利教堂，神职人员帮助穷人，为他们提供免费食物和救治，由此发展来的医院便和神联系在一起，不容质疑和亵渎。而中国古代的行医者一般是独立个体，背着药包走天涯，时常还会受到客大欺店的窘迫。这种国人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其次，人的行为受到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以汶川和玉树地震为例，玉树的藏族同胞相比汶川的汉族和羌族同胞们，因为他们相信生命的轮回永生，所以对于灾难并没有那么悲痛，而大多时候国人们都认同——只有今生可留恋，所谓逢病必求医，遇死不甘心。
西方人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全知全能的上帝看见，以信仰约束自己，而中国人多依赖所谓“天地”的监督，这种约束程度不够高。患者们为了安抚自己的内心，缓解恐惧和焦虑，希望得到格外关照和用心对待，常将“塞红包”作为润滑剂，使得医生左右为难，惶恐不安。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无论有无“红包”，对待患者的治疗都无本质区别。另外，有些患者作为医疗知识的弱势群体，心理处于弱势，认为受到了歧视，需要心理补偿，在获得机会时，可能便会抓住错误，得理不饶人。
相比西方宗教信仰的强烈，现代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较为匮乏。没有内心的宗教信仰，国人只能以道德和法律为行为约束。但道德从古至今多是以为家族光宗耀祖为基础，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家族逐渐消失，人们不再受限于熟人社会的牵绊和指责，出现了许多没有道德的人。
因此，医者的权利只有依靠法律维系，但医者们常常为了荣誉、业绩和医患关系，委曲求全，不维护自己的权利。医者应有爱心，但不该妥协。公民社会，每个群体都要用法律维权保护自己。而公正的法律也应选择站在正确，而非弱势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