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寻觅觅，本为探索“仁”的零碎足迹，却不曾想，因一方壶之铭文，被中山这一奇迹般绵亘于春秋战国的国度所深深吸引、好奇、惊异。于漫漫长夜，再次走进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执壶铭而寻幽，索其兴衰之缘由。
据史料记载，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后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有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便居留于陕北。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姓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肥、鼓、仇由等几个部落组成，逐渐开始扩张势力。公元前652年春，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才将邢、卫两国从灭亡中挽救回来。
春秋中后期，鲜虞的主要敌人晋国，晋国采取了先吃掉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最后消灭鲜虞的战略。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省晋县西），但并未灭掉鼓。当年8月，晋灭肥（在今河北省藁城县一带），俘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即以荀吴统率大军进，破鲜虞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峭岭）。公元前527年秋，荀吴率军攻鼓，俘国君鸢鞮，使鼓成为晋的属国。六年后，鼓被彻底毁灭。
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勇士观虎，报了晋灭肥、鼓，占领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5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春天，晋国拒绝蔡侯伐楚的要求，准备专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年、504年，晋国两次进攻鲜虞中山，报“获观虎”之仇。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中山得以从晋国的重压下获得喘息的机会，开始介入列国纷争。
公元前494年，中山与齐、鲁、卫共同伐晋，取得晋国的棘蒲（在今河北赵县境内），将之列入中山国版图。
公元前491年，晋大夫荀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敌，但此时中山为了削弱晋国，将荀寅接纳到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
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的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的智伯（名荀瑶）诡计多端，唯恐仇由国路险难行，遂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仇由臣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七天之后仇由被灭。
外围扫清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国本土。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在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他的部落离开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徒，在顾（今河北定州市）建立了新都。武公吸取先前教训，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建立起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但武公不久即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因此遭到魏国的进攻。魏国派遣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战，于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三年后又改派少子挚，后来击被立为魏国国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的残余退入太行山中。
《吕览·先识》记载，威公问屠黍中山之亡为何，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於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此当为其亡之内因也。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灭亡。魏在当时，称雄三晋 , 魏文侯想吞并中山以扩大力量 , 便令太子击、乐羊去伐灭中山。此当为其亡之外因。
公元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形成秦、齐、楚、燕、赵、韩、魏七雄争霸的局面。中山国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开始了复兴。
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在公元前377年、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均遭到中山的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候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考古工作者曾在顺平、唐县等地发现了土石混筑的战国中山长城，长城高处约有3米，宽0.5-2.5米，做法是两侧挖地基，砌石块做边墙，中间用土和碎石填充。另据专家推测，中山长城可能在中山国西北边界，沿今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石家庄西南的太行山南下，止于邢台西北。由于史料的记载有限，此项工程耗费的物资人力具体有多少，不得而知，也不曾留下孟姜女哭长城的千古绝唱，但我们在感叹中山国这一雄伟壮观的工程之外，理应向我们的劳动人民致敬感谢！
近年来考古学家于中山国的墓葬中发现的《中山王方壶铭》曰：“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圣人至，宠爱深则圣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 “籍敛中则庶民附” 即可谓孔子中庸之道的真实内涵，即要求在保存原始民主和人道的温情脉脉的氏族体制下进行统治。
根据仅存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推算出中山国绵亘于春秋战国之间。想必武公，桓公也受到过仁道的影响。我们不难想象，孔孟在世之时，若与中山国王相遇，斯情斯景，该是何等的振奋人心。
然而，历史总是会时不时的给我们开一个个大玩笑。中山国最终还是被赵国所灭，仁政之道的施行也因此迟到了几百年。
追问战国时期中山国何以灭亡？ 无论是历史上的史家，还是现在的中山国历史研究者，不少人把中山国君尊崇儒学和墨学，作为中山亡国的主要原因。
《太平寰宇记》卷六二引《战国策》云：“中山武公之后复立，与六国并称王，五叶，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赵武灵王袭而灭之。”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 ’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陈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战国策·中山策》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都记载了一段赵武灵王和李疵讨论伐中山的对话，虽然文字多少不同，个别用词略异，但是，基本意思是一致的。赵武灵王欲伐中山，派李疵前往侦探中山国情，李疵回报可攻。按其原因则在于中山国王选贤任能，重视文教，易导致老百姓致力于扬名，而不存心于农耕和作战；农夫惰于务农，就会国贫，战士怯于作战，就会兵弱。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并提出实际的权势比空头的仁义更有效，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态度。
近现代以至于当代的一些研究学者，根据以上史料的记载，推论出，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实行改革变法，而中山国王独尊儒学，单行仁政，排斥法家思想，不思改革变法，终至灭国。
若言专制，儒不如法。而崇儒不崇法，不亦专制乎？以何法治国，莫如于诸法中取一平衡点。 此外，任何一种思想，若以九流之一观，则不知其何以为必然。唯有与国情、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相适，方见其效。譬如儒学，若以其社会契约之本义观，亦豁然贯通。
历史洪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君者理应从国情出发，顺应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处于纷繁战乱的年代，可谓人心惶惶。此时推行仁政，并非不可，但中山国君却忽略了此时此刻最主要的矛盾。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式，一味的选贤纳士，重视文治的确没有做到对症下药。我们尚且不说此论的严谨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兴衰，归根结底是其综合国力的强弱作用的结果。不管施行何种政体，倘使国富民强，何惧何患之有？中山国之灭，灭在其经济、军事力量之薄弱。一国之政体，理应与其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相适应，国家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不妨再一次回归历史，翻一翻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前因后果，留心历朝历代统治思想的细微变化，便会发现:儒学不过是一个工具。推崇儒学不是中山国灭亡的原因，没有正确运用仁政，使儒学适用服务于当时社会，才是中山国灭亡的原因。
当然，这些只能是猜测，所谓孤证不立，我们不能仅凭一句壶铭，一人之言即断定中山国灭亡之因。
《吕览·先识第四》中记载：“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於城，城从於民，民从於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后记载白圭不仕中山之事以论证此述，从中亦可窥得一斑: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距军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在白圭看来，有国无信，王无誉、无爱，民无财，人无功此五种情况，必定灭亡，无可幸免。
究竟白圭与李疵所言孰真孰假，诚难考之。中山国的灭亡固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的兴衰在后人眼中也许早已见怪不怪，所谓的定数也好，因果变异律也罢，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亦是不惜笔墨反复歌颂或鞭鞑。元代词人张元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则从人民的立场出发，论述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它们兴盛也罢，败亡也罢，老百姓总是会遭殃受苦。朝代兴起，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的宫殿陵墓，从给人民带来繁重的徭役，若再赶上年成不好，百姓饥寒交迫，生灵涂炭，更是苦不堪言。史书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战争年代更是如此，百姓流离失所，白骨横于野，千里无鸡鸣，念之怎能不断人肠？
每一次朝代的更迭，百姓抛头颅，洒热血，让统治者稳坐江山，我们的统治者在励精图治，壮大国力的同时，始终应将百姓的安居乐业放在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