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三位清朝晚期的历史人物,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们的故事也深刻体现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哲理。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曾国藩,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在文学和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曾国藩创立了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为大清再造玄黄。他在两江总督任上,重建金陵城,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国藩的胸怀坦荡和用人不疑的精神,使得他在晚清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左宗棠:恃才放旷与忘恩负义
左宗棠,虽然才华横溢,但性格恃才放旷、嚣张跋扈。他曾在曾国藩的提拔下担任重要职务,但在得势后却忘恩负义,与曾国藩翻脸。左宗棠在军事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他的性格缺陷使得他与曾国藩的关系一度紧张。左宗棠的恃才放旷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形象,但他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仍然为后人所敬仰13。
李鸿章:做事果断与洋务运动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接手了湘军并创立了淮军。他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致力于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和军事防御方面表现出色,但他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巨大的压力。李鸿章的故事告诉我们,尽管个人努力至关重要,但成功的背后往往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是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一哲理的生动诠释。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中努力拼搏,但最终的结果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曾国藩的胸怀坦荡和用人不疑的精神,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李鸿章的果断决策和现代化努力,都展示了他们在谋事上的智慧和努力。然而,历史的洪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他们的成就并非完全由个人掌控。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中国近代史的波澜壮阔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晚清的苍穹。他们身处乱世,却以非凡的智慧、坚韧的意志和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力图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他们的故事,是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一古老哲理的深刻诠释。
曾国藩:儒将之风,修身齐家治国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以其深厚的儒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闻名。他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认为“谋事在人”的关键在于自我修养与团队建设。曾国藩治军严谨,注重纪律,同时又不失仁爱之心,深得士兵爱戴。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他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但也深知胜利并非仅靠人力所能及,常言“天道难测”,体现了对“成事在天”的敬畏。
左宗棠:西征大将,开发边疆
左宗棠,以收复新疆、开发西北而著称。面对沙俄的侵扰和新疆的动荡,他毅然领兵西征,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左宗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提出“塞防”与“海防”并重的战略思想,积极推动新疆的开发与建设,为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辉煌的成就背后,左宗棠也深知天时地利的重要性,常感叹“人事有尽,天命难违”。
李鸿章:洋务先驱,外交风云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创办了近代中国的许多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外交上,李鸿章多次代表清政府与列强谈判,虽然屡遭屈辱,但仍尽力维护国家权益。他的经历让人深刻体会到,在“谋事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成事在天”的无奈与局限。李鸿章晚年曾言:“我办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皆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张声势。”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虽然各自的人生轨迹不同,但他们共同展现了在动荡时代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复杂心态。他们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的主观努力对于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性,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了外部环境和历史大势对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追求理想和目标的过程中,既要全力以赴,尽人事之所能,又要保持一颗谦卑之心,理解并接受那些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
在当今时代,我们同样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汲取智慧,学会在努力奋斗的同时,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未来。
曾左李不可能认识到腐朽衰败的政治制度,才是清王朝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根本原因。他们费尽移山心力想要挽救的大清朝,早就走上了一条断头路。
曾左李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杰出人物,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所处 的环境,使他们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左支右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曾左李不可能认识到腐朽衰败的政治制度,才是清王朝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根本原因。他们费尽移山心力想要挽救的大清朝,早就走上了一条断头路。
曾左李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杰出人物,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所处 的环境,使他们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左支右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李鸿章办理外交只求不要出乱子, “能哄一时算一时”。李鸿 章能忍,左宗棠不能忍。面对外强侵略,左宗棠主竭力主“战”。敢战是因 为他一贯自信,坚持“不言和、不妥协,驱除外辱,扬我国威”。左宗棠的 外交战略与当时主“和”的慈禧太后一方形成鲜明对照。
曾国藩则多从《周易》这种书中寻求依据。他说:“大易之 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国之人皆进退维谷,这些时代的先行者同样也不是先知。
相对而言,曾国藩比大部分晚清官员更具有大局观,很多时候都是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提出与洋人交往要“大事苦争,小事不 拘”。也就是说,与洋人打交道,最要紧的是国家利益、国家主权这种大 事,而其他面子上的小事不应该过多纠结。
但是,晚清官员始终迷恋于合纵联横那套春秋战国的外交“谋略”,很少有人真正能够睁眼看世界,最后的结果就可想而 知了。在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里,曾左李注定只能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不可能取得扭转乾坤的“成就”。
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不应仅仅站在今天的立场去评判前人,而应更多地看到他们相比自己的前人,所做出的超越和贡献。这种“同情之理解”,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前人智慧的敬畏。
曾 左李固然有各自的缺陷,甚至有被人诟病的处事方式,但他们毕竟已超过 同时代的无数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