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太史公司马迁,却并非很多人知道司马迁的故里韩城。
很冷的一个冬日,一个矮小的老人,怀揣半个多世纪的崇敬,悄悄去看望了司马迁的墓地。
司马迁的墓坐落在韩城南隅梁山东麓的山坡上。山下淌着一条芝川河,河上卧着一座五孔石桥,那是通往太史公祠墓的必经之地。
砌桥的石块已成黄褐色,桥面的石块用铸铁铆钉链接,不至于桥体在难以料想的山洪中散架。一千七百多年间,造访者脚步的踩踏和风雨的剥蚀,那些石头变得圆润朴实,凹凸不平,恍如风干的糯米团子挨在一起。桥栏的柱头上,雕琢着五谷和蔬菜瓜果,寓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有着浓浓的乡民生活气息。
芝秀桥像是一道不曾屈服的脊梁躬卧着,实在说不上雄伟的姿态,两旁的黄土在不断的堆积,桥下的河道也变得又浅又窄,其中有几个桥孔几乎被淤泥所淹没。冬日枯萎的大片芦草,因为长得过于修长而倒伏下来,像是零乱的发丝,覆盖这黄浊的河水。
梁山东麓的韩奕坡,一边是绵延的黄土塬,一边是断崖,一条石块青砖铺设的司马古道,就缘着山崖蜿蜒而上。遥遥望去,司马古道串联着的木构的山门、一座座古朴的砖木牌坊、两旁高大的柏树以及献殿和寝宫的翘檐等,尽收眼底。
门匾、牌坊和众多碑石上刻着令人仰望的题字:“文史祖宗”、“汉太史司马祠”、“河山之阳”、“高山仰止”、“千秋太史公”等。
“高山仰止”,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评价,不知是谁把这四个字刻在了司马迁祠墓砖砌的牌楼上了。当然,司马迁被联合国命为“世界历史之父”,他有资格冠戴这份殊荣。
古代的太史令,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当今的图书馆馆长是个不起眼的闲职,没人看得起图书馆馆长这个官衔,也几乎没人为查阅资料或借阅一本书去作一些行贿的勾当。可是在古代,太史令的主要职责是有权编撰断裂的历史,其地位之显赫不亚于当今的宣传部部长。
司马迁父子俩都是汉武帝年间的太史令,可惜他们命途多舛。父亲司马谈跟随汉武帝去泰山参加封禅,结果病死途中。临终前,嘱托儿子承父撰史,光耀祖宗。司马迁继父当上太史令后,为败将李陵说好话,结果引火烧身,被判死刑。司马迁为完成父亲的遗志,主动向皇上请求改为宫刑。宫刑在古代被称为腐刑,是极侮辱人格的刑罚,节义之士宁可自杀也不愿服刑。但司马迁为写《史记》,只得忍辱负重去服宫刑,以求一条活路。
古道旁有一座极不起眼的庙,形同小小佛堂,过往的人十有八九会疏忽或不屑一顾。趋近了看,竟是姜太公庙。这位《史记》中所传颂的齐国最高军事统帅、西周皇朝的开国元勋,竟居一小庙,甘为一个文人默默地守护他的墓地。
司马迁的祠墓是一座城砖砌的城堡,规模不是很大。献殿里有宋、金、元、明、清等各朝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纪念性的碑石。寝宫里有一尊司马迁的坐像,在暗淡的光线中,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也许他就喜欢在这样寂静的一宇隐隐地坐着。寝宫的后面就是他的坟墓。
司马迁的墓呈圆柱形,像一个蒙古包。数米高砖砌的墓壁上嵌着砖雕的八卦、花卉、鸟兽图案。相传由蒙古人建造,因为司马迁给蒙族的历史也作了列传,对他很感激。在墓的顶端,长出了一棵遒劲的古柏,分出五叉,天意成就了五行相生、五子登科的理想。山坡尚有积雪,在洁白的映衬下,古柏的葱翠更加显示出蓬勃的气象。它恍如司马迁万古长青的思想,永远呈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站在墓地的古堡上眺望,一条政府竭力打造的黄河观光公路的高架桥冲眼而来。他像一条张牙舞爪的蜈蚣,僵硬丑陋地横亘在黄河之畔的湿地上,破坏了东眺滔滔黄河的壮美景色。大卡车彻夜不绝的轰鸣声,也扰乱了湿地公园里候鸟们悠逸宁静的栖息。
当地的几个官员在炭火取暖的小农庄里宴请,矮小的老人忍不住说:“那高架桥,要炸掉!”他接着说,“如果司马迁活着,他一定会写进《史记》里去,作千古功过的评说!”
众人都莫名其妙地瞧着这个矮小的老人,以为他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