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6日
昨天中午，我们把豌豆放在大哥大嫂家里玩，我们两人走路去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大姐家吃韭菜猪肉馅饺子。在贵州出生长大的KEN很有兴致地在一群包饺子高手面前为大家展示他擀皮和包饺子的技艺，他包出的瘦瘦小小的饺子赢得了大家礼貌性的赞美。
我们坐在鲜香浓郁的饺子和一桌子酒肉中欢快地吃着，酒席间，健谈的大姐夫忽然对KEN说：“我们独流镇有一个一百多岁的抗战老兵，也是你们贵州人。老头年轻时流落到这里，生活很穷困，可是老人家身子骨还很硬朗。”
KEN马上很想去见见这位有传奇经历如今生活落魄的老人，吃罢饭，大姐夫就带着我们穿街走巷、沿着小路去找那位当年的抗战老兵。
我们穿过一丛丛紫色的喇叭花，来到了一个小小破败的院子。老人的儿子，戴着一边镜片裂口老花镜的七十多岁大爷接待了我们，他领我们来到一间昏暗的小屋，103岁的老人正在床上打盹。当知道一个贵州老乡专门来看望他时，他精神很好地下床，慢慢地走到桌前，用字正腔圆的贵州话和KEN聊天。
我很吃惊，这么大年纪的他依然声如洪钟，谈起他的生平，他让儿子从大木头柜子里找出他多年前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的厚厚的自传。
他叫陈润钟，1914年生于贵州仁怀县茅坝镇，1939年以黄埔军校第16期17总队结业。
抗战期间他一直驻守安徽、浙江，是国民革命军23集团军第28军52师154团重机枪连长。他亲身经历过“皖南事变”，对日作战也屡立战功，他还是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现场亲历者。
中年后陈润钟生活坎坷，流落到独流镇，如今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完全靠政府的救济，惨淡维持着生活。
老人淡薄名利，曾经有辉煌经历的他对如今的清贫生活没有任何抱怨，他反反复复给我们讲述的都是当年和日本人打仗时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我很吃惊他清晰的思路和惊人的记忆力，他沉浸在往事里，可以准确地说出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位共同作战的军官的名字和他的家乡是哪里。
陈老人和我们滔滔不绝地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很难把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他和103岁贫困潦倒的老人联系到一起。
KEN举着相机为他拍了很多张照片，离开前，我们悄悄交给老人的儿子500元钱，希望能稍稍帮助到老人的晚年生活。
穿着松松白色T恤的陈老人拄着拐杖穿过小院，慢慢陪我们走出来，他站在院子门口和我们握手道别，他的手很凉，但非常结实有力。
我再次回头，看着紫色喇叭花下一直望着我们离开的驼背老人时，心里很难过，我不知道下一次我们再来到这里时，还能再次和他聊那些陈年往事吗？
昨天晚上，或许因为一直想着这个老人的坎坷身世，我没睡好，今天我一觉睡到9:30， 一大家人早就吃完了早餐，客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忙碌了很久的大嫂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电视。
我们一起床，麻利的大嫂一阵风似的端来煎饼果子和热腾腾的豆浆。豌豆喜欢极了油汪汪的果子，她大口大口撕扯着吃了不少，旁边站着等小姑姑吃好饭一起玩捉迷藏的牛牛。
中午，大嫂专门为我们一家人做了棒子面饽饽、蒸卷子、熬带鱼，配一碗细细的黄瓜丝。这是我爸爸小时候很爱吃的食物，在我童年的餐桌上，无数次听远离家乡的他满怀深情地回忆美味极了的贴饽饽熬小鱼，那时，望着远方的他小小的眼睛里总是闪动着异样的光。
细心体贴的大嫂知道我非常思念在天上的爸爸，于是给我做爸爸向我提过无数次但我从没吃过的食物，巧合的时，我此刻坐的位置就离爸爸童年时的餐桌不过一百多米。
我小心地挑着带鱼的刺，把咸咸的鱼肉铺到金灿灿的饽饽上面，一口一口缓慢地吃着，我吃着爸爸童年最爱吃的食物，隔着时间和空间用全部的心和爸爸交流着，那一刻，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温暖。
黄昏，我和KEN在独流镇的大街小巷散步。小镇不大，兜兜转转就是最繁华的大马路和曾经鼎盛如今萧条的二道街，我满耳朵都是独流镇口音的叫卖声，这是我从小和爸爸以及哥哥之间讲的语言。
从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不会讲普通话，我们家就一直用两种语言交流：我和妈妈、我哥哥和妈妈、我妈妈和我爸爸讲普通话；我和爸爸、哥哥和爸爸、爸爸和妈妈以及我和哥哥之间就讲“天津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哥哥之间也讲天津话？我们在童年和中学的饭桌上四口人杂乱地聊天时总可以流利地进行普通话和天津话的切换。
我一直以为我和爸爸说的就是“天津话”，长大后才知道我们说的不过是天津静海县独流镇的方言。爸爸2007年底去世后，我基本上再也也没有机会讲独流镇话。
今天，当我行走在爸爸的家乡时，我那么熟悉的爸爸天天说的的语言突然从路边每一个卖山楂、豆腐、老南瓜、大馒头、牛羊肉的小贩口中此起彼伏地蹦出来，有那么一会儿，我定定地站在路边，心里五味杂陈：我又听到了那么熟悉的口音和腔调，它们越来越大声地冲击着我，让我离爸爸那么近，但我却永远不可能触摸到他。
我们一直走啊走，小镇远远近近的灯火点燃时，我们来到镇子边缘。那里，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座破败的木桥，摇摇欲坠，桥下是肮脏的墨绿色运河水。
大哥曾经告诉我这座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侵华战争时修建的，如今它已经被废弃，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拆除。大哥说，爸爸20岁那年，他才四五岁，爸爸提着箱子就是沿着这座木桥走出了独流镇，去了陕西，从此，永远生活在那里。
四外一片安静，小镇的人不知道我这个异乡人此刻正小心地踩着城外一座被废弃的木桥走了一圈又一圈，我走在桥的中间，希望刚刚好踩到20岁的爸爸曾经踩过的地方，我一遍遍抚摸着桥栏杆，再一次和天上的爸爸对话。
爸爸离开独流镇时，还是孩子的我大哥蹦蹦跳跳一直陪着他的五叔来到这座木桥，在桥上，爸爸给了他的小侄子五毛钱让他去买些零食，拍拍他的脑袋就让他回家去了。
看着小侄子一点点走远，爸爸拎起手提箱大步走向他未来的人生，站在木桥上的那一刻，他不会知道他将来到陕西一座穷山恶水的小小煤城，永远生活在那里；远方，会有嗷嗷待哺的一儿一女等着他去抚养；更不会知道，他的生命会在72岁时结束于痛苦至极的癌症；也不会知道，在他人生最后几年都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再一次走在20岁那年他走过的木桥上。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