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篇中有一小节：“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回即颜渊，名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勤奋好学，安贫乐道，但不幸早逝。庶：庶几，相近。这里指颜渊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空：贫困、匮乏。赐，即端木赐，字子贡，也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善于雄辩，并精于经商。货殖：做买卖。亿：同“臆”，猜测，估计。
不受命，此处可作两解：其一，同样是论语中提到的：“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言富贵在天，而子贡却要经商致富，显然是不受天命；其二，不受命指的是不受夫子礼教之命，不听从夫子教诲一心向学，反而去从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常常贫困。子贡不听命运的安排/夫子教诲去经商，竟然往往猜中了物价的贵贱趋势。”先不论夫子究竟是为颜回遗憾，还是在讥讽子贡，至少他老人家是疑惑、费解的。
直至两千年后，这样的现象仍不鲜见。往浅了说，是个人的富贵问题；往深了说，又好像是命运的公道问题。当然，与命运而言，休伦公道。但是，天自不禁人富贵，而禁人清闲。于颜回而言，虽然身居陋室、蓬蒿没户，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且其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因此不义而富且贵，于颜渊如浮云，非他所求所盼，得失亦无须过分掂量；后人希望颜回在满腹学识之外生活亦能过得顺遂富裕，是出于对先哲一种理想的美化，希望圣人的境遇可以十全十美，又何尝不是一种求全责备的心理？
反观子贡，在学识修养上远不及颜渊，但经商头脑好，又或许运气好、得蒙眷顾，买卖竟也做的有声有色。也许在旁人看来，颜渊如此贤明，不应长贫才是，子贡于读书无所进益，却挣得财富，那么采取这样评判衡量标准的旁观者，是否对求学与修德本身赋予了超出原本期望的过望？
正如刘禹锡的诗歌里所形容的：“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当然，这个问题也应辩证的看待。一方面，难道水始终是波澜不惊的吗？未必，泻水置平地，各自东南西北流。水尚且谋一个前进的方向与路途，何况于人乎？另一方面，子贡在学术上进益较少，但于生意经上颇有天赋，可知人不应太过执着于既定的、潜在的命运。人心不可如止水，要懂得变通、勇于尝试，方有机会找到立足之地，正是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重农轻商的年代，子贡不走时人认可的正途，反而舍本逐末去经商，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应供后人引以为戒的，却偏偏诸事顺遂，屡中。颜渊好学又贤德，是理应被推崇、学习的正途榜样，却偏偏终身贫困，屡空。倘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颜渊与子贡二人虽然天赋不同、钻研各异，但均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所能，可谓求仁而得仁，只是由于富贵与个人机遇的随机性不因外力改变，所以二人贫富境遇有所不同。
时移世易，这个对比的例子在现今容易理解得多：经商理固致富，求学当然穷且益坚。所谓的正途与异途也随着财富的裹挟而调转地位、变了味道。选择众望所归的正途亦能生活安逸固然是心之所向，但若追寻离世的或者不符合主流价值的异途，似乎就只能从心所欲、苦乐自担了。既不受命，却也只能止步于不受命，而无颠覆命运的能耐。贫富固然不是衡量一个人生活如意与否的唯一标准，但也仿佛是时代价值观的主流馈赠。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纵然知晓会心之处不必在远，但命途留情之处自是有定。
回到这句话本身，天之机缄难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颠倒英雄、拨弄豪杰之处，作为普通人，纵然能不受命，却也是难覆命，因此不必费劲心机求索抗衡之道，知万物皆逆旅，又何须苛求顺境？曹公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有涯之生里，在来日无寄处，愿我们在途路的摇摆中都能寻得会心之处与留情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