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高新区一中初三物理老师:李洪广
金庸，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说他是大师也好，说他是包衣也好，无论如何，他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已经奠定。就我个人而言，曾经非常喜欢他的武侠小说，但是，对他后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观却绝对不能容忍。
武侠小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看唐传奇中的不少作品，已经有武侠小说的雏形了。待到满清末年，初具规模，出现了《江湖奇侠传》这样的作品。民国以来，武侠小说精彩纷呈，名家辈出，是武侠小说的大成之期。而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则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始，他本人也被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祖”。金庸出现之后，使新派武侠小说达到了巅峰。他的武侠小说，可谓雅俗共赏。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写出了武侠的最高境界；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形形色色的情感；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算得上是文学巨著。正如“金学大师”倪匡所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好看的小说；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金庸的小说按创作时间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作品有：书剑恩仇录(书剑江山)、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大漠英雄传)、神雕侠侣、飞狐外传；中期作品：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连城诀(素心剑)；后期作品：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纵观金庸前后期作品，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其观点逐步从民族主义转向伪中华主义，尤其表现在对民族问题的理解观点上。现在我就浅析一下金庸是如何蜕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伪中华主义者。
1、 金庸前期作品鲜明的汉民族主义
金庸曾经说过，他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流行，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们充满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民族感情及民族命运，在金庸小说里都占着重要地位。近代中国人民族感情都特别强烈，也是基于类似原因，金庸小说充分反映了这点。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民族主义”的痕迹非常明显，金庸在 1955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这部书中，中国应由汉族人统治，满洲人是入侵的异族的意识十分明确。赶走满清，光复大汉江山的大业，值得好男儿抛头颅、洒热血。陈家洛继承红花会总舵主一位，缘于乾隆皇帝的身世，他和陈家洛有着兄弟血缘关系，而让陈家洛继承总舵主有利于反清大业。陈家洛继位后，为光复汉室努力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幸福，正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中有一段对白充分表明了这个观点，陈家洛对乾隆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入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 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
金庸塑造的另一个民族英雄是郭靖，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母亲李萍逃难至大漠生下郭靖，从此在蒙古居住，郭靖的童年玩伴都是蒙古小孩，他与铁木真幼子拖雷性情投合结为“安答”，还被铁木真封为“金刀驸马”。但李萍告诉郭靖不要忘了自己是汉人，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这些教诲使郭靖形成了强烈的汉民族意识。他可以助铁木真灭金、攻打西域国家，但铁木真下令攻宋时，他便把个人恩情放在一边，毅然和铁木真及拖雷决裂，逃离蒙古。后来，带领襄阳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就是这个大侠郭靖。更为可贵的是，郭靖助守襄阳几十年，直至城破后全家以身殉国，他把毕生精力和全家性命献给了自己的民族。
民族斗争并非毫无曲直可言的历史游戏，战争从来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金庸小说前期作品的主人公，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胡斐、杨过，虽限于历史事实，都没有实现自己驱除鞑虏的理想，但对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反抗异族侵略和奴役的正义之举给予了高度热情的歌颂，可歌可泣，虽败犹荣。
2、对民族主义的动摇
金庸中期作品《白马啸西风》中，有一段故事反映了他对民族主义的动摇。金庸在数中这样描写：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赐了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等给高昌。高昌人却说：“野鸡不能学鹰飞，小鼠不能学猫叫，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高昌野人也不喜欢。”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在这本书中，金庸显然开始受到伪中华主义的腐蚀，错误的认为：汉民族在有时候是被侵略的，但有时候也是侵略者。
3、金庸的伪民族融合论正式形成
在金庸后期作品中，有三部涉及民族矛盾，分别是《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和《鹿鼎记》。金庸在这三部作品中处理民族感情上，民族的划分已变得轻微，不再强调汉民族主义，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伪中华主义，大谈民族融合。
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身为明教教主，肩负着率领群雄驱除蒙古人统治、光复汉室的重任，但最后却娶了自己的民族仇敌蒙元郡主赵敏。他为了赵敏不惜逃婚，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连明教教主（后来的明朝开国君主）的位置都不要了，真让人大跌眼镜。而蒙古郡主赵敏为了张无忌，置国家大事于脑后，眼见着张无忌指挥明教教众对付元兵，她只求这张无忌莫来向她请教，让她为难，她便满意，她和张无忌似乎都没有强烈的民族感情。
《天龙八部》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萧峰自小就在丐帮帮主指挥之下，与丐帮兄弟执行抗契丹的使命，功劳大而当了丐帮帮主。后来发现自己竟是契丹人，随着他的命运，也将读者带入了另一个世界，以曾经是汉人现在又是契丹人萧峰眼睛看辽汉之战。这让读者很难区分哪一方是好人、哪一方是坏人，误导读者，使读者看到的是双方都有好人有坏人，错不在任何一方，而是在于战争。这种伪民族融合观念，盖过了民族主义观念。
到了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满清已经入主中原，中国已是个殖民地。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与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极其相似，但金庸的民族观却有了显著的蜕变，在这部小说里，陈家洛的化身陈近南变成了悲剧性人物，他们的观点：满洲鞑子应撤离中原，把国家统治权还给汉族，但这个观点在金庸的笔下却显得苍白无力。而韦小宝的观点：满人统治中国后，老百姓有饭吃，国家强大，收服台湾打败了老毛子，那有什么不好？这个观点却被金庸大谈特谈。
纵观金庸作品，早期的例如《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中被戏弄的乾隆和满洲官僚，以及《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灵智上人和藏边五丑，《连城诀》中的血刀淫僧，《射雕英雄传》中的女真人和《神雕侠侣》中的蒙古人等等，都是被丑化和否定的对象。而到了后期，例如《鹿鼎记》中，被戏弄的却转而成为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雄了，如《笑傲江湖》中对少数民族的肯定，《鹿鼎记》则完全肯定了康熙的统治，而不再强调满汉之别，丑化李自成、台湾郑氏政权，以及对黄宗羲的思想肆意歪曲。
至此，金庸已经丧失了一个炎黄子孙应有的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