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几本不同封皮的日记摆到我面前，让我有空看看，说上面记载着的大事和他的部分经历，于我并不知情。我承认，我对父亲了解得不多，在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中，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年；父亲是沉默寡言的人，我属于不善言谈的；他不说，我不问，即便是父子，也相知甚少。
那本绿色封皮的日记本里，记载了他的军旅生涯。
父亲是工程兵，当兵走的那天，心中是兴奋的，激动的；农村孩子向往大军营的生活，向往红五星和绿军装，向往一种全新的环境和体验。火车开到石家庄的元氏县，伴随着鲜花，一片欢呼声；然后一声哨响，站好队，齐步走，来到了一个叫东尖庄的村庄。好了，这里就是你们的驻地，这里就是你们的军营。首长安排着，让他们住进一户户农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个个目瞪口呆了：这就是部队？这就是军营？这就是未来的生活地？他们的番号可是北京军区4668部队啊！
没几天，他们来到了昌黎，执行爆破任务，将山石炸碎，破碎为石子，作为建筑材料。昌黎的山并不陡峭，但是也难以攀登。上山没有路，只好踩着能放脚的地沿儿；山上枝桠交错，荆棘丛生，只能弯腰侧身走。他们的鞋磨破了，军大衣挂破了。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风呼呼地刮着，寒意甚浓。然而，炸飞的石子翻腾起滚滚狼烟，每个人的身上又都落满灰色的粉末。
到了晚上，他们睡在昌黎二中的教室里。教室里没有床，只能席地而卧；一个教室里挤着三十多个人。一个北风呼啸的晚上，风把窗户掀开了，窗扇咣当过来，又咣当过去，窗玻璃摔得粉碎，他们却浑然不觉。实在是太累了，累得鼾声四起。到了后半夜，天空飘起雪花，雪花拧着劲、打着旋进来，再晃晃悠悠落到被子上。三十多名战士，没有一个人醒来。只是温度骤然降下来，本能地将被子蒙住头，身子蜷缩成了个团儿。每个人的被子上都覆盖了一层雪，被罩由草绿变成了雪白……
父亲常常对着灰色的山、灰色的天发呆，他想念着家乡，思念着亲人，继而后悔不该来当兵。
后悔只是一闪念，父亲没有忘记当兵的职责，他的心在撑着，他给自己加油鼓劲。他们来到北京的通县、大兴，来到天津的蓟县。他们在河北的三河扎营，又在山西的繁峙安家。在父亲的日记本上，我看到了一串串陌生的地名：段甲岭，张家湾，梁各庄，姚辛庄，马头，长凌营……
他们是流动的军营，他们是山旮旯的兵。
兵一当就是六年。在部队的六年，面对的是沉默的大山，无际的旷野，破旧的房屋，袅袅的炊烟；耳边回响的，是山石的崩裂，机器的轰鸣，以及农家的狗吠和晨起时的鸡鸣。
当兵六年，父亲六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见到毛主席，多次见到周总理。这样的荣誉，让父亲的心激动，在父亲的感情履历中，份量很大。
在一本蓝色封皮的日记里，我读到了父亲当装卸工的苦与累。
父亲复员后，来到邯郸北货场工作，当装卸工。北货场虽然在市区，与原先当兵的环境不一样，但是，面对的不是高楼，不是商场，不是公园，不是城市的繁华。闪过的是一列列冒着浓烟、鸣着长笛、从远方来、到远方去的火车；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货物。那个时候，叉车不多，多凭人力装卸，要由他们的肩膀扛起、装卸。
父亲最难忘的是一次卸大盐。六个人，六车，每车60吨，六个小时卸完。六，一个多么吉祥的数字!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压力和劳累。他们做了分工，四个人在车上，两个人在车下，倒替着干。车上的人将大盐包抬起，喊个一二，递到车下人的肩膀上。其实，哪是用肩膀啊，二百斤的盐包肩膀上搁不住，是用脊背来抗的。刚一落到脊背，身子就猛地一沉；重力压在脊背的下部，只能反转胳膊，用手往上托举。手死死地抠住麻袋的两个角，手指插进去，在盐疙瘩里找支撑点。脊梁压弯了，喉腔里发出吭哧的喘息；手指憋得通红，指甲都要劈了。每一步，都是那样的吃力，仿佛要把地面踩个冷。汗珠挂满了脸，汗水打湿了衣服，湿了的衣服被风又吹干，吹干了的衣服上泛出板结的碱花。
还有，卸化肥的时候，气味呛人，呛得眼睛睁不开，呛得鼻涕流下来；喷嚏是连着打，打得通透，眼泪鼻涕哗哗流；手上沾了化肥，抹到哪儿，哪儿就痒。一天下来，肩膀上发红，脊背上发红，头晕眼黑，浑身发软。
装卸工的工作，和当兵的时间一样，一干，又是六年。
父亲是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工人队伍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算得上文化人。也算是人尽其才吧，就被调到北货场人事室工作，成为技术定额员。期间，父亲参加了铁道部的统一考试，因成绩优良，被定为助理经济师职称。父亲还在铁道科学院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在石家庄分局组织的论文比赛中，获过二等奖。我就想啊，当过六年工程兵和六年装卸工的父亲，不仅有一双粗粝的手，一副宽阔、坚实的肩膀，还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一定的文字功底。
父亲的另一本日记，纸张皱巴，字迹模糊，那是被泪水打湿、浸泡过了的。
那一年，母亲病了，开始以为是淋巴结核，治疗半年仍不见好，父亲便带着母亲到市医院检查，后又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确诊，结果是胰腺癌。父亲感到天塌下来了，他的头要炸裂了。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敢相信厄运突然降临，这令他猝不及防。当着母亲的面，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一离开，就满脸泪花。母亲住院后，父亲一步不再离开了，他珍惜眼前的分分秒秒。
在父亲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每一天的治疗过程，还有他每天的心情。在从医院回来的公共汽车上，他买了一份报纸，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字就是“死”，那是文章标题中的一个字。父亲是唯物论者，但还是打了个寒噤，他预感到了不幸。为了瞒住病情，父亲把每个药瓶上的说明都抠掉，然后粘上白胶布，再用圆珠笔写上治疗淋巴结核的药名。后来，母亲得知是绝症后，就对父亲说，三个孩子我都给你养大了，虽然都还没有成家，但有你在，我不再为他们担忧，苦的是你，你要照顾好自己。母亲还说，公婆已经年迈，正需要我去伺候他们，可是，也只能靠你了。
父亲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望着母亲蜡黄的脸，心如刀割。
母亲病逝后，父亲沉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面对黄土堆积的坟头，和坟前那棵柔弱的小树，他一遍遍地叫着她的名字。他不相信四十二岁的生命就掩埋在这里。苍天冷漠，黄土无情。
在父亲的日记里，有多首怀念母亲的诗，虽说多是打油诗，但我知道，那是父亲最真挚的感情，那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心的诉说。
每年的清明节，父亲都要回来，在母亲的坟前默默站立一会儿。有一年不能回来，给我写信说，一定要拿着录放机，在母亲的坟前放几个豫剧段子。他说，你母亲生前最爱听豫剧，你挑选几首她喜欢的。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单从日记上就可佐证：记录的所有内容，不单记着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都写得清清楚楚，大事这样，小事也不另外。父亲在给我妹妹办理城市户口的时候，前后跑了十几次，他把经过了哪些机关，经过了谁，扣了哪些印章，交了哪些费用，一一罗列下来。在找乡里的一个主管领导时，他正在地里浇地，就把钥匙交给父亲，让父亲到乡里找谁，按章后把钥匙再交给谁。他一笔不漏。
父亲又是个特别节俭的人。父亲在市里工作，母亲和我们在老家居住，父亲与家人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我记得，父亲每次从邯郸回来，总是骑着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邯郸到鸡泽，120华里，骑自行车要四个小时，但他从没有坐过公共汽车，不舍得花那一块六毛钱。父亲的自行车一骑就是十几年，保养得如新买的一样。我听母亲说过，父亲每月的伙食中，有细粮和粗粮，他总是把细粮换成粗粮，把多出的粮票换成粮食，然后捎到家，让我们多些口粮。我记得，在我上师范的时候，途经邯郸回老家，想买两袋点心带回去，我买的是袋装的，而父亲埋怨说，买散装的就行，用草纸包起来一样，能省几毛是几毛。
父亲没有任何的嗜好。他从来没有吸过一根烟，喝过一杯酒，没有打过一次牌。究竟什么原因，我无从知道。不管是什么牌子的烟酒，不管是在什么场合，父亲从没有一点点的欲望。别人给他递烟递酒，他总是摆手拒绝。我就想，父亲的经历多是寂寞和艰苦的，无论当兵还是后来的装卸工，如果能抽上一包烟，能喝上半瓶酒，既可解忧愁，又可驱疲劳。母亲逝去对他打击大，喝一场大酒，痛哭几声，也能减轻痛苦啊！可是，他为什么不呢？我不得而知。
父亲不善言谈，不喜交往。任何场合，父亲从没有发表过长篇大论，总是三言两语就把话说完。父亲没有至交，即使过去的战友，常来往的也就三两个。父亲的人生信条好像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父亲不希望我像他那样，记得我刚上师范时，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就是让我爱说话、多交朋友。
父亲有些执拗。在我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我没日没夜地读书，读哲学，读文学，读历史。有一个晚上，我在看长篇小说，父亲与我对面坐下，先是一句不吭，待我合上书本后，父亲说，以后不要看小说了。我问为什么，父亲说，这些书对你将来的工作和生活没什么用处，相反，会学坏的。我不听，第二天照样接着看。父亲愤怒了，上前就把书夺走了。其实，我的文学爱好还是父亲培养起来的，《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儿童文学》等刊物，都是父亲让我认识的。我弄不明白，父亲怎么就产生了看小说会变坏的思想呢？许多年后，我的长篇小说出版，我寄给父亲一本。没几天，父亲打过来电话说，你的书我看了，还真不错呢。
这就是我的父亲。
有时候我就想，父亲的性格和生活态度，是天生如此，还是现实塑造出的？或者兼而有之。我给他的评价，正如所有认识他的人给的那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