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南京受降73周年。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正值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受降仪式上，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向中方受降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递交投降书。随后，盘踞在中国各地的侵华日军，由各驻在地的军司令官作为代表，分别向中方各地受降部队投降。至此，持续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军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而日本陆军的“中国派遣军”又是其重要的重兵集团。因此，冈村所担任的派遣军总司令这一职务在当时的日本军界占有重要地位。冈村是二战期间日本陆军的重要将领，因此一些表述中有意无意地将他称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但实际上，中国派遣军并不是侵华日军的全部组成部分，冈村亦没有指挥全部侵华日军的权力。
实际上，日本在中国非法派驻军队，并非始于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之时——早在1895年清王朝因甲午战争战败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日本便在台湾驻扎军队。1896年4月，明治天皇下令在台湾组建总督府和总兵力约两万人的台湾军（三个混成旅团、六个联队），是为日本在其侵占的中国领土上驻军的开始。几经调整，1919年，正式的日本陆军台湾军司令部在台北成立，首任司令官为明石元二郎大将。1944年，为应对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战局，台湾军被升级为第十方面军，总兵力约17.5万人。此外，日本在台湾还驻扎有四万多人的海军部队。
到了1900年，日军又是八国联军的主力（八国联军的总兵力约两万人，日本出兵8000余，是八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1901年6月，日本便以“护侨”“护路”的名义，在天津海光寺和北京东郊民巷以”清国驻屯军“的名义设置兵营和指挥机构。《坂上之云》的主人公秋山好古（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昭和年间官至陆军大将）便是清国驻屯军的第三任司令官。清朝灭亡后，”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侵华战争开始后，尽管日军并没有立刻在中国内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但中国驻屯军的规模却不断扩充。“七·七事变”后，中国驻屯军急剧膨胀到了38万人。这年8月，为应对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日军取消了驻屯军的编制，以原驻屯军为基干将其重新整编为级别更高的华北方面军。
1905年日本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后，攫取了在以辽东半岛为核心的中国东北南部（史称“南满”）地区的诸多特权，并将原属中国的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1919年，指挥占领军的权力被从原关东都督府中分离出来，是为“关东军司令部”。作为侵华战争急先锋的关东军便是在此时成立的。最初成立的关东军是方面军级建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连遭败绩，关东军主力师团被相继调往太平洋战场作战，并相继被美军歼灭。为了防止被当作其后方的中国东北地区受到苏联红军的进攻，关东军在1942年10月升级为总军级别，至战败前夕，关东军被扩充到包括三个方面军、一个司令部直辖的军和两个航空军在内、多达70万人的规模，但这只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尽管关东军在远东战役中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到了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但其最终的战败仍然是板上钉钉的铁的事实。
台湾军/第十方面军和关东军是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与中国派遣军相互之间互不隶属、相互之间无指挥与被指挥关系的日军两个重兵集团。因此，冈村并没有指挥此两部日军的权力。并且，冈村直到1944年11月才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此时已经是太平洋战争后期，距离日本的最后战败已经为时不远。此外，侵华日军除陆军以外，还有海军中国方面舰队。
中国派遣军成军于1939年9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的六个总军级建制（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第一总军、第二总军、航空总军）之一（总军＞方面军＞军，前者的长官称“总司令官”，后者的长官称“司令官”）。至日本战败前夕，中国派遣军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3、6、23军，总兵力在100万人以上。日本战败后，根据投降书和《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令》等文件，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成“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中国各地的日本侵略军，除关东军向苏联军队投降外，中国派遣军和第十方面军均需向中国军队投降。此外，根据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侵占越南北部的日军第38军亦需向中国军队投降。因此，南京受降后，中国战区总共划分为16个受降区，除了中国领土上的15个（第二至第十六受降区）以外，还有位于越南北部的第一受降区。抗战胜利后，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率部进入越南，接收侵越日军投降。中国各地的日本军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部亦相继改成“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处理投降和遣散事宜。
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战中浴血奋战和献出宝贵生命的无数先烈先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