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多回来，脚刚迈进院子，孙子端着一只透明的塑料盒给我看，好像是装巧克力的心型盒子，当然里面没盛栗色的甜品，只有几片桑叶，两条蚕。

我很好奇，四十多年没有近距离接触到蚕，它们似乎不在乎我的心情，静静地趴在同样是心型的桑叶上，享受着自己的美味。

妻子问我，能看出几眠吗？她养过蚕。我没养过，但在养蚕的桑园场待过一年多。知道蚕的生长过程，从卵孵化出来后，要经过四次脱皮，这期间它们不吃不喝，如同睡着了一样，所以人们叫它们眠期。一期为一龄，到了五龄，它们不仅停止吃食，还将体内排泄干净，通体透明，这时它们开始寻找适合的地方开始吐丝结茧。

我说应该是三眠。她笑笑，没反驳。没反驳证明我没说错。我接过孙子手中的塑料盒，久久地凝视它们，是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想想它们所谓的眠期，那可不是睡觉般的享受，褪皮的过程一定很痛苦，撕心裂肺的。再想想吐丝结茧前的通体透明，如同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为子女贡献了一身，然后化作一只看不见的蝴蝶，翩翩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初中毕业时，我没考上高中，也没听父亲的话再返回学校复读一年，整天待在家里写写画画，却画不出名堂，乡下人都是想早上栽树下午乘凉，我偶尔也能写出来的一点稿费，但不能当饭吃。

父亲说，不上学就握锄头杆子。

我是个倔犟的人。有年夏天的黄昏，我穿上一套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去村里晃悠。没想到孝胜家的大白鹅看到我生气了，低着头伸长着脖子，向我袭来。我吓得不赶扭头跑，一步一步向后退，一退就退到脏水宕里。大白鹅见我献了丑，抬起头，迈着方步走了，一副胜利者的模样。还没回到家，门前的志兵说，快点跑，你妈知道了，正在找棍子呢。我跑到屋后就站住了，我没错啊，掉到宕里又不是故意的，再说衣服脏了洗洗不就干净了？母亲本来是拎着棍子吓吓我，叫我以后不要乱跑，她一出门就看到我，先是打一下做个样子，见我没跑，连手挡一挡的架势也没有，越打越来气，最后连拇指粗的棍子也打断了。我为自己的倔犟付出了代价。也是从那以后，母亲就没打过我了。

现在我尽管没敢顶嘴，骨子里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1982年的新年一过，我就进了父亲的养蚕场。

那天我的穿着是酱色的中山装，裤子的颜色记不清了，也许是褪了色的军裤，也许是米灰色的小脚裤。锄头杆子也没握在手中，而是斜斜地扛在肩上，很沉重的样子。

至今仍记得上衣的颜色，不能说我记性如何如何好，而是因为它来得很特殊。头年的腊月，有次弟弟和村里人推牌九，晚上赢回来一张拾元的纸币。我说你放到我腰里，不然有可能又输了。弟弟听了我的话，我就揣着这拾块钱，上老洲街扯了一块刚刚摆上柜台的涤纶布料，又去跛子裁缝那里做了件中山装。至于弟弟要钱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却记不清了。新衣服穿了帅气得体，穿了几水才觉得不好看，显得过于老成，没朝气，扔掉吧又舍不得，就时常扒出来穿，哪怕是干活，没想到就这么一件新衣是留着出门做人时穿的。

我还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阳春三月，没有一丝凉风，虽然阳光和我的记忆一样，昏黄昏黄，像一页陈旧的纸，但围在我身边感到很温馨。当然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还没有选择天气的权利，大概是是运气好吧。我顺着大队的中心路一路向西，迈过种子场屋拐的石桥，走一小截路，就到了桑园场的边缘。

路西边大片的桑树还没有发青，一树三杈，杈上是一根根修长的枝条，有点点芽苞开始突起，像小孩吹起的一个个小泡泡。向南的路尽头是条横路，贴着路东边有竖一排，横一排的房子，竖的那排以前是大队屋，现在在场领导的办公室，父亲的靠路边第一间；横的一排有一半做饭小学，靠东的是场里的厨房。其实横路的面南边还有一排矮房子，是曾经的下放学生（知青）的宿舍。房子大大小小，旁边的梧桐树高大挺直，每一棵都有合抱粗。我想，如果在夏天，这些房子都会藏在绿荫中。

在竖排屋拐的那棵梧桐树下，我碰到了老徐，他是我们的组长，一个话不多的人。见到我那张像瓦尔特似的脸露出笑容，手朝桑园里指指。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树林里闪烁，养蚕的姑娘们都在锄草，并且有一段距离了。

我也没多说话，赶忙下了地。

这不是我第一次锄草，土地到户已经两年。这期间，碰到礼拜六礼拜天我也去家里分到的土地里去锄草。我的辛劳没得到母亲的认可，她一直说我锄草像鬼画符，锄过的地方看上去是新鲜的泥土，过几天倒下的草就直起了身子复活了。为此她给我做示范，说锄头放斜一点，如果勾起来的草根沾土多了，要用锄头脑敲一下，再反复勾几下，让草根和泥土分离，还要摊在地面上，这样太阳一晒，草就枯萎了。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

桑园里锄草比庄稼地里更方便一些，锄头在地面上可以横冲直撞，不用担心锄到秧苗，锄头拐碰到树根也没事，大不了多用点力气。我也用很大的力气，是想追赶前面的姑娘们，怕她们嘻嘻哈哈间一回头看到落在后面的我，成为她们的笑料。但我又不能鬼画符，况且这密集的枝条不像母亲抽我的棍子，它们有韧劲更有弹性，锄头杆碰到弹回来，身子便火辣辣的疼。这时老徐过来，他说姑娘们锄草有任务的，我可以慢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场长的儿子？这下我不仅感到身子火辣辣的，脸上也是火辣辣的发烫。

看似浩瀚的桑树林，其实只不过两百来亩，锄草连施肥这些前期活，由于人多，用了几天就完事了。还有蚕具蚕室要用石灰水消毒，蚕室外面除草撒干石灰，都在蚕种未领之前有条不紊地进行。

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养蚕的姑娘最多，有一百一十人，十一个小组。分小组的好处是不再混饭吃，干活有攀比，也有竞争性。姑娘们个个都是好面子的。

劳力除了正副场长，一个会计外，还有十人，也分了两个组。主要活是二十亩水田，还有值班看护桑叶，扎制草龙，育桑苗等杂活。我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农活，在生产队，由于地少人多，孩子们放假也不用去田间，哪怕拔草等手边事也不需要去做。倘若在地头见到孩子，那肯定还会看到他的脚边有只大水壶，这是给父母送水喝。我只有一回去保成圩挑回一担稻草，队里会计给我记了三分工，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在桑园场让我找到了集体干活的影子，我有些新鲜。还有一件新鲜事就是每天盼着骑绿色自行车，挎绿色邮包，穿绿色衣服的人过来，那白得刺眼的铃铛发出的声音也像是绿色的。我收到的邮件不多，但和别人信封也不一样，牛皮纸的，发信人地址是统一印刷的字体，有县广播站，偶尔也有安庆报，这使我觉得有面子，似乎与众不同。我和外面世界的接触是报纸，经常去场里的途中我会拐弯到大队会计家，借口是借报纸，往往有借无还。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春蚕是在桑叶刚刚舒展时破壳而出的，这是养蚕姑娘最舒服的时候，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採几把带露珠的嫩叶，回来摊开，晾衣架，然后切成碎片，撒在垫着报纸的蚕身上，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这个时候她们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大把的时间纳鞋底，织毛衣，打打闹闹，说一些男人听不到的悄悄话，上下班的脚步轻盈而松弛。只有她和别人不一样，手里握的是卷着的杂志，看上去也是花花绿绿的。我不好意思去蚕室，这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透过窗户，看了几天后我发现的秘密。

她确实是个很特别的姑娘，头发剪得快要紧贴头颅，却又露出半截白嫩的脖子，脸蛋儿甜甜的，鼻子和眼睛安放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偏差。喜欢穿纯白色的褂子，而且袖子卷到胳膊肘，一副吊儿郎当的小男孩模样。

有次见她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喂，喂。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我的喂喂声肯定能传到她的耳里，搅得她脑子嗡嗡响。她果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四处望望，眼光就纠缠到我的眼光。喊我？她用卷着的书指指自己的鼻子。你看路上还有别人吗？她笑了，没声音，笑也是甜甜的。喊我做么事啊？把书借给我看看可以吗？她点点头，就走到了窗前，书塞到我伸出去的手上。我来不及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转身一阵风似的跑了，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被人发现一样。

翻翻手中的杂志，是《大众电影》。陈冲，刘晓庆，还有丛珊，点据了一页页版面。也有剧情介绍，还有我在杂志上看到过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电影剧照。这些都是快餐，与想象中的文字盛宴相比，心里多少感到有些失望。

下班时我将书还给她，问她有没有别的杂志。她说有啊，明天带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