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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读书会改变人的骨像。
我不以为然。
我觉得婚姻才是。
早些时候，《围城》读了好几次，都无法继续。某一年婚后重读，竟然一气呵成。可见书再好，处境不到就看不了。因此说一个人的喜恶、心性乃至一切就是他的经历也不为过。
经过鲍小姐的风情、苏文纨的虚荣、唐晓芙的清纯，方鸿渐最终止步于孙柔嘉的心计——带着点仓促和无奈，把自己交代给婚姻。
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男人在女人那里，总归是多情和幼稚的。
我就是看不惯。
其实钱先生也是看不惯的。
钱先生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这两年，大概是他在与杨先生的婚姻里最艰难的两年吧，顶了岳父的公职后又失业在家写一部看不到希望的小说。期间心路坎坷不能外道。
所以才会有这本书渐次浓郁的灰暗，直至最后图穷匕见的绝望。
但似，《围城》的确成全于杨绛，钱钟书那时正过着娘家的日子，按照今天的规则，杨先生是享有产权的。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可钱先生又说了一大段不献给她的话，看似有道理，其实不愿意：
“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明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杨绛们的幸福婚姻论固然骗人匪浅，但男人们的薄情也蛮伤人的。
比如慕容嫣质问黄药师：
“当日你做客姑苏，我和你在桃花树下饮酒。你借醉摸着我的脸，说，如果我有个妹妹，你一定娶她为妻。你明知道我是女儿之身，为什么要这么做？”
黄药师一句话就把她打败了：
“人酒醉之后说的话，你怎么可以认真呢？”
其实我是个句子迷，喜欢钱先生和《围城》，只是因为他偶能说出“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尽的刺，给人不期待的伤痛”这样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