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读《胡适自述》未竟篇，而时时有感于心，对胡适先生更生崇敬之心，钦佩之情。一代大师非易成也，必也如璞玉，且琢且磨始成良玉。胡适之身世也凉而哀，其求学用功钻研之精神也韧而深。其成为大师，故在己之用功，非偶然也。然，其母之严教有莫大助力，此不庸讳言也。而适之先生成民国一大孝子，固亦宜矣。且简述适之先生留美求学前之身世经历：
先生生于上海，时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公元1891年12月17日。安徽绩溪上庄村人。 姓胡，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
先生之胡姓，非绩溪诸胡之胡姓，乃李唐皇族之后裔，唐末朱温篡权，唐昭宗将幼子李昌翼交朝廷官员胡清（一说胡三公），胡清将李昌翼带至安徽婺源隐居，并改姓胡。李昌翼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时考取明经科进士，舍官办学，传授经学，后人称为“明经公”。从李昌翼始，后代一直姓胡，为区别其他胡姓，遂冠以“明经”二字，称为“明经胡”。
先生祖上乃茶商，生活算殷实。父胡铁花，人称“三先生”，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成长于太平之乱，咸丰十年（1860年）娶第一任妻，三年后，太平军乱徽州，妻死。续娶曹氏，生三男三女，光绪四年（1878年）去世。
同治四年（1865年），胡铁花考取秀才，后科举不顺，入刘熙载的“龙门书院”学习，引起地理学兴味。离家，赴宁古塔欲考察东北地理，得宁古塔驻地钦差吴大澂赏识，聘为幕僚，从此走上仕途。
事业有成，生活安定后，胡铁花续娶冯顺弟。冯顺弟，胡适生母，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与梁启超同年。婚于1889年3月12日，冯顺弟时年17岁，胡铁花年49岁。
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其时胡铁花被派往上海，任“松沪厘卡总巡”。其父此时官运亨通，号为“能吏”，各省当局，竞相延揽。
胡适出生两个月，其父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调往台湾。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底，胡铁花只身一人赴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
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二十六日，胡适同母亲及家中其他亲人自上海赴台湾，一家人团聚。这是的幼年胡适同母亲最幸福的时光，可惜幸福的时光短暂如梭。
胡铁花与冯顺弟婚后，一直剪红纸方块楷书其上，教冯顺弟认字。到台湾后又一起教胡适认字。三人十分甜蜜。
甲午战争（1894年）开始后，胡铁花将冯顺弟及年幼的胡适送回老家徽州。冯顺弟的幸福生活从此结束，而胡适此后再也未能见父亲一面。读此处，笔者不禁哽咽。其时胡适不过三岁零八个月耳。从此以后与母亲相依偎。可幸那时冯顺弟已认得上千字，胡适也已认700多字。
农历乙未（1895年）七月初三日，胡铁花因脚气病在厦门逝世。冯顺弟从台湾带回来的楷书红方块纸片，成了她一生最珍贵的宝藏。同样在胡适心中：“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从此胡适在母亲的呵护下步步成长。
自台湾回到绩溪上庄村，冯顺弟就把胡适送进四叔介如开办的学堂，开始了学海泛舟的读书生涯。
胡适读书，可以说是闻鸡起舞。几乎天未亮，母亲就会跑到房间叫醒胡适，首先早训，让他说说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待他承认错误之后，冯顺弟还要给他一番教诲。如此到天亮，催胡适去学堂。胡适去的早，学堂还未开门，胡适总家跑到老师家里敲门，拿了钥匙又跑去学堂开门，坐下来念生书。胡适对这“早自习”记忆很深刻：“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完生书，才回家吃早饭。”读至此处，笔者不禁汗颜。胡适先生于学，从小便用功如此，可敬可佩！
胡适认字多，做了跳级生。三百千一类启蒙书都免读了。他读的第一部书是其父胡铁花自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其开头即说：“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学以为人，以期作圣。”从小，父亲一身秉持的正直、坦荡、率真的为人之道深深影响着胡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四叔介如先生被选为颍州府阜阳县训导。这家塾学堂便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
胡适母亲从一开始就有让儿子读好书的强烈愿望，别人给新生一年学费两元，她第一年就给六元，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涨到十二元。冯顺弟学金给得多，先生对胡适便另眼相待，认真为胡适“讲书”，力求一字一句，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而“二元阶级”子弟，先生则只教他们读死书，背死书，从不肯为他们“讲书”，道出书中所云的一二三四。所以越学到后面越枯燥，逃学的学生越多。唯有胡适不属于这“二元阶级”。
后来胡适明白了：“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胡适九岁，一本破书为胡适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那便是《第五才子》（《水浒传》）。虽是一本残书，但引起胡适读小说的兴味，从此胡适开始四处搜小说读，并开始了收藏书。
当胡适十二岁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读了30多部小说，其中大部分是白话文小说。胡适认为儿时读的这些小说，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帮我把文字弄通顺了”，像“《周颂》、《尚书》、《周易》都是不能帮助我做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的帮助”。
胡适小时身体瘦弱，酷爱读书。书读的多了，肚子里的故事也就多了。他也学着五叔开始讲故事。他最喜欢讲《聊斋》，那些本家姐妹们最爱听。经常邀他去给们讲故事。 胡适很享受当说书先生的感觉。受到崇高的礼遇而受宠若惊。那时的他还没有体会讲故事的真正好处，直到后来他才明白：“这样的讲书，逼我把古文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14岁开始来上海作古文时，就能够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和同龄孩子相比，胡适一生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但却从书本里看到了一个更宽广有趣的世界。萌生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
失掉了学音乐和绘画的机会。
1895-1904年，在这九年，胡适自言：“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学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打下了一点底子。”
冯顺弟非常尊崇孔圣人，叮嘱胡适每天拜一拜孔子。有一年胡适亲手做了一个孔夫子的神龛。并找了许多圣庙联匾，请近仁叔写在用金银锡箔纸制的匾对上，贴在神龛里。母亲见胡适这么尊敬孔夫子，非常高兴，专门给他一张小桌子供这神龛，又送他一个铜香炉。从此每逢初一和十五，母亲都要敦促胡适焚香敬礼。读至此处，笔者不由对胡母更生敬佩，一个清末的民妇，竟有如此教育意识，是为我辈父母乃至我辈同仁共同学习的。此可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基也。 子曰：“敬神如神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都缺少一种敬畏和一种仪式感，其实有时候仪式感的东西未免不好。古代的礼虽然繁琐，讲究的也就是一个仪式。仪式固可从简，但全没有仪式也是不好的。就好像道士，必要有一个法坛才像样。又好似现在酒店服务员在服务行业的行为准则和礼貌用语。包括站姿，包括“谢谢”，“你好”，“欢迎下次光临”，这些都是仪式。仪式往往带来一种神圣感。使人心生虔诚，然后上进。
胡适后来回忆：“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直到我27岁从国外回家时，还不曾毁坏。”
虽然小圣庙仍在，但人心已非。胡适在十一二岁时便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胡适十一二岁时，禹臣先生向母亲请辞，直言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胡适的了。于是母亲想送胡适去外地求学。询问二哥和三哥的意思，因为当时家中财权掌握在二哥手中。二哥三哥不置可否，母亲回房独自伤心落泪。
但最终胡适还是得以出外求学。光绪申辰年（1904年）春天，三哥肺病严重，决定去上海求医治病。二哥也同意胡适随同前往上海求学。
胡适要走了，母亲的难过与不舍可想而知，但她没有表露分毫。“她只有我一个人，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
这份殷切的期望和深沉的母爱，真是让人感动啊。往往无声处，情更动人。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个学堂即梅溪学堂。是一所新学堂。其时正值西学东渐。学堂开设了国文，英文，算学三科。重国文而轻英、算。梅溪学堂由胡适父亲平生最钦佩的朋友张焕纶所创办。张焕纶是新教育运动的倡导者与先行者，创办了梅溪书院，后改为梅溪学堂。
入学被分入最低的五班，因国文功底深厚，一个月后，连升四班，做了第二班的学生。
升学当天是星期四。刚好是作文课。黑板上写了两个题目，一个是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是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经义题，胡适闻所未闻，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论题呢？所谓日本，在天南地北的何方他都不知道。论述“原日本之所由强”，就更无从说起了。
刚好三哥病危，胡适回店与二哥处理完三哥的丧事后，二哥给胡适找来了一筐参考书，有《明治维新30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