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荒庐生紫藤，行来几处鸡狗欢。桔子花开问少年，何处落得满庭春？ 题记
1、
提笔写我的那所小学，并非她育过了多少伟人，产生过多少商贾富豪，或是谁家的孩子高考中登上了状元榜。而是今年春节回家乡游，闲逛间，偶见旧时的小学校舍萋草杂乱，被包围在一群猪舍之中。院墙的四周种满了桔子，成熟的桔子沉甸甸的挂满枝头。院内几处鸡飞狗叫，大风扬起时树上的落叶萧萧。便想起了它从前的热闹和曾经的书声琅琅。感慨这世间的事实在是变得太快了，快到了繁华落地也只是弹指一挥间。
我七岁那年，中秋过后，虫儿不叫了。海岛上似火般的矫阳似乎也不矫了。天气日渐见凉。那是个不再全民吃“大食堂”后的第一个秋天，由于天灾加上人祸，三年的粮食饥荒从那一年开始了。
大概是中秋节之前，母亲让姑妈带我到村里的那所小学报名去上学，我的实际年龄大约是六岁半多一点。
那时的我，是个玩野了的农村小孩，从呀呀学话到蹦蹦于野的六年半间，我常常被母亲用箩筐挑着上工去。五岁以后也跟着姑叔哥姐们一起去砍柴，一起拾薯落。只知道上山有柴砍，下田有鱼捉，跟母亲出工有饭吃，随着哥姐出山有果摘。却不晓得长大后还得去上学。也不知道上学后要学个啥？读书有何用？学校在哪里？老师长的什么样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总之是糊里糊涂的跟着姑妈，高高兴兴的到学校去报了名。
我们的那所小学，座落在村的东头，靠近一个叫做东排坑的山坡上，距离我家很近，估计不足二百米。原先是一座族人祭天拜祖的祠堂。只是土改以后，各个村庄的祠堂都纷纷改成了小学的学堂，我村也不例外。
那天负责新生报名登记的是一位小老头，姓周名字我忘了。村里人都称他为周校长，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校长，只是教语文的一名老师。听说他以前曾经是邻村三加村初级小学的校长。为人忠厚老实，半辈子来一直干着教书育人的事。五十年代他坚决响应国家号召，生了五六个的小孩，成了一位“光荣父亲”。成了父亲以后，他总是天天盼着儿女们快快长大，好为家族传宗接代，也为国家做出贡献。
开始那几年，托着大跃进的福，大家都在吃“大食堂”，孩子们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阳光下无忧无虑地长大着。几年功夫便长成了翩翩少年，吃量与日俱增。谁能料到，吃了一年的大食堂后，突然遇到了三年的自然灾害，由于闹饥荒，“大食堂”难以为继，不久便解散了。又回到了吃自家饭不劳动者不得吃的自给年代。
而周校长的那点薄薪要养活养大那堆孩子确非易事。没有饭吃饱，小孩们饿得嗥嗥的叫。身为父亲，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凭着父亲的自觉他乘着月黑风高之夜，摸黑到生产队的田里挖了公家的蕃薯煮熟给儿子充饥，不料被公社的民兵巡逻队捉个正着。第二天便挨了批，然后校长也被撤了。调到我们村的小学里当了一名普通民师，故校长的尊号仍然袭用着。
村里人都叫他周校长，唯独我们小孩称他做周老头，因为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手上还结着老茁。活脱脱的像个糟老头。
其实周老师并不是很老，只有四十多岁的样子，皮肤黑里透着红，粗糙的大手握着的那支粉笔在黑板上龙飞鳯舞，感觉仍然是重重的。那是教书育人的份量。
说到这里，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比较不解，不是一直在计划生育吗？他家的小孩咋就能生那么多？
2、
话说五十年代中期，抗美援朝刚刚结束，大西南方向还有战事，台湾那边的蒋家皇朝仍然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保家卫国的形势依然严峻。战争需要补充大量的兵源，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年轻人的参与。因此国家鼓励每个家庭多生孩子。那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干劲足。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生孩子是被大大鼓励的。我的一位远戚就是响应国家号召一口气生了十个孩子的“光荣母亲”，一次在公社的表彰会上被戴上了大红花。
哦，扯远了。
报名的那间房子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做教师课间的休息室，室子不大，约在10来个平方米左右。里面摆着三张桌子，四把椅子。一张桌子是校长坐的，其余两张是校务人员坐的，剩下的那张椅子供报名时学生家长坐着填写入学表格。也就是说学生档案之类的。报名的学生只能站在家长旁边。
办公室的两边是两间厢房改成的大教室，有两根圆圆的柱子立在房子的中间，每间约在三四十坪左右，室里排有四纵五横的课桌，可容四十人同时上课。厢房里挤着“一三”和“二四”两个复式班。
那时的我十分怕生，尤其是在老师面前。报名时我总是躲在姑妈的身后。记得老师问我的第一句话是：姓名？年龄？家庭成份？还得在老师面前数一至十的阿拉伯数字。反正跟现在的幼儿园问一样的问题。问得我一楞一楞的。自叹不如现在幼儿园的孩子智商的一半。当问我是什么家庭成份时，我蒙傻傻的呆在姑妈的身后，不得其解也无言以答。那是学生档案里的必答题，是姑妈帮我填上的。
3、
尽管老师问的问题我都很少答得上，终究名还是报上了，我上学了。
我们的学校是一处美丽的所在，说她美丽是因为建在绿野怀抱之中，树木葱珑，椰树婆娑，路边的野花四季的开着。出门不远的山里，还有野果可以採吃，上课时还听到鹧鸪的叫声。
学校的东边是校门，校门简简单单的开着，门廊上没有修饰，连块学校名称的牌子都没有挂上。大门的两侧有两棵大大的白海棠树。一年四季枝繁叶茂，像一把大大的雨伞，遮雨挡日，是我们课外活动的场地。
春夏之交，树底下落满白色的小花，像是上帝赐予南方小孩的白雪。男孩常常将落花撒在女孩的头上，让女孩美得像自家的新娘。
两棵最大的海棠树之间有一片开阔的红土地，地上建了一个排球场。排球场的东边有一块不大的绿草地，绿草地成了学校的操场。我们全校几十位同学都在草地上做早操、开校运会和观看公社放映队在那里一年一度在那里放映的电影。
操场的低洼处还有一个土戏台，到了农村“公期”时各种剧团都会到台上演《琼剧》。《糟糠之妻》和《陈世美》是村里的保留节目。
除了那两棵大的白海棠之外，学校的四周还有一大片的小的白海棠林。小海棠林也是我们课外活动常去的地方。下午没课的时候，男孩在树下打‘’海棠啯‘’。女孩在树底下荡秋千，玩跳绳，那时候的作业很少，我们总是玩的不也乐乎。
二年级那年我如期的参加了学校的少先队，带上了鲜红的红领巾，还当上了小队长。肩上横着一扛，我高兴得显摆了起来。
在老师的引领唱下我们还学会了那首逢学校开会时必唱的“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的少先队队歌。还学会了那首朗朗上口百唱不厌的“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推开波浪，…...。”
我们的童年就是这么的快乐着，没有长大的烦恼也没有骄人的梦想。
4、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一直在这所小学里读书。教我的老师有好几位。印象深刻的是教我四年级语文的朱老师和教我算术的丽老师。
准确地说朱老师是教我写作文的启蒙老师。他高高的，白白的，好像也是帅帅的。
我对朱老师现象最深的是他教我参加乡里办的普通话朗诵比赛。居然还拿了学艺比赛的第二名。其实我的普通话烂得实在不行，几十年来始终分不清‘’四十七‘’的音准。这在后来的工作交流中闹过不少的笑话(不是自嘲哦)。
但我是真的拿奖了，那是个普通话扫盲的年代。也许是有人放水了吧？不过现在想起来，朱老师写的那篇文章是有其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文章是这么开头的：‘’八月中秋之夜，一轮皎洁的明月高高的挂在空中，白云在蓝天上悠悠的飘着，蓝天上星光闪烁。在我们生产队的晒谷场上，一场忆苦思甜的群众大会正在进行。
一位老阿婆弓着腰，由她的孙子扶着走上讲台，诉说着旧社会的血泪史……。
我在比赛中声情并茂的朗读它，听说是抑扬顿挫的恰到好处。在朗诵皎洁的明月时，我还像表演唱一样的指向月亮，深情款款的诉说着老奶奶那过去的故事。
当朗诵到阿婆控诉南霸天的罪行时，总是恨不得把那万恶的旧社会砸个稀巴烂才解气。那次的朗诵比赛我真的象个演员，演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角色。
我能拿奖，欢喜若狂。它是朱老师在众人面前给了我第一次的“大荣誉”。从那之后，叔叔阿姨们都夸我厉害，我翘起了高贵的头，自言自语的乐了许多天。它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也给予了我求知的欲望。我终生也忘不了朱运超老师的名字。是他扬起了我知识的风帆。
还有一位就是教我数学的利老师。利老师个子比较矮小，是男的。私下里人们都称他为‘’武大哥‘’，不是武功高强的大哥，而是潘金莲老公武大郎的简称，还有人称他为“小个子老师”。
利老师教我“鸡兔同笼、油漏分油”等趣味算术题，也教我种树的加行加列和行程分数解法。还教我们学会拨珠算，让我懂得了“二一添做五”的珠算口诀。
还有一件事是，他喜欢上我家去做家访。在我的家长面前说了很多我的好话。小时候的我特别喜欢听大人们好话。这也是我喜欢利老师的原因。
后来我还知道，丽老师是借着家访之名去见我的姑妈。他暗恋我的姑妈已经有好长的时间了。
我姑妈人长得很漂亮，又十分的善良。还比较善解人意，是情窦初开的男孩比较喜欢的那种农村女孩。丽老师自从到我村来任教书后就开始单恋着她。而且总是借着家访之名溜到我姑妈的房间里去“垦教”我的姑妈。
我将这事和我的一个同学说了，特别交待他不要告诉外人。结果他还是告诉了和他要好的一个同学。此事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了。听说为此事校长批评了利老师。给利老师添了不少的麻烦，也给我姑妈带来诸日的害羞。姑妈好久都不敢去见利老师。利老师将我活生生的训了一顿。其实我觉得利老师并没什么错，错的是他们是师生关系，有讳于师道尊严。利老师终究没有成为我的姑丈。好在利老师不是小气之人，仍然一如往常的教我趣味数学，为后来的学区拿奖镇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我打心眼里感謝他！
如今，我的许多小学老师都走了，我的小学校也跟着他们远行了？行到了更加富丽唐皇的乡镇去了。这种让小孩子们的远行之不便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是教育进步了？是教育环境变了？农村的小学也由国家富养了？那所建在穷乡僻壤里的学校，还有存在的必要么？呵呵，我不由自主的问，我的小学去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