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續

也許沒有哪一個作者像蒙田那樣，如此關注從我們身、心之間的聯繫中，能看出人類有哪些更普遍的共性。“如果人都是相同的，”他寫道，“我們將不能區分彼此；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相似之處，那我們就無法把彼此當成同類。”

他書名塞內加冷峻的斯多葛主義教諭，對“個人”有好處，普魯塔克的思想更“溫和，更適合社會”；他認同亞里斯提卜的觀點，說安娜哲學中得到的最大益處，是跟任何人交流，都能開誠佈公，暢所欲言。

自我知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我們對他人的意識：“說實話，幽居獨處的時候，我的所思所想反而變得更為廣闊。”他說我們經常是在接觸他人的過程中而對自己有所發現；……：

我從少年時代起，就訓練自己把別人當成觀察自己的一面鏡子，已經形成了牢固的習慣，當我想到這方面時，有關的一切，表情、脾氣、話語，基本都逃不出我的注意。

如此一來，自我知識就與我們對他人的知識捆綁在了一起；通過瞭解自我，我們也就得以窺見所有人共有的，“人類的普遍模式”。

（五）

蒙田對殘忍行徑的這種反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他所說，他生活在“一個充滿了種種讓人難以置信的暴行的時代”，但是他說，他絲毫沒有因此“而變得習以為常”。

在這個勾心鬥角、處處見疑的馬基雅維里主義時代，在這個一切表象都難獲信任的時代，蒙田試圖表明，在知識誕生的原初場景中，即當一個人與另一人相遇的時候，某些價值仍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純粹的質樸和真誠，無論在什麼時代，總會找到機會，打開一條出路。”

……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人都會把自己聚合起來，形成社會。不管被丟在什麼地方，人們總會擠在一起，動來動去，最後各安其位，就像胡亂扔進袋子裡的東西，也會自動找好各自的位置，往往比你故意擺放的還要妥帖。

某種“必要性協調著人們之間的關係，把他們帶到一起”，我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比我們自己所知的還要緊密；儘管我們的語言和理論，可能試圖逃離這種關係，去尋求某種超越我們自身的泊地，但這樣做，要冒著失去近在身邊的一切的風險。……我們針對別人所做的一切，都會反過來影響我們自己。

（六）

作為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同時也是把個人身體的在場作為自己言說的一部分的作家，蒙田的個人空間，就被保存在了這座獨一無二的塔樓之中。

當他望向我們的未來，他看到的是一種行將消逝的知識：與他人的關係決定了我們的存在，我們與他人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而塔樓圓形的牆壁，似乎使這種關聯性得以存續，使不可見的空間變得可觸、可嚐，變得厚重，內聚而非離散。面對現代社會的鬆散與距離感，蒙田提醒我們，決定了人是否倖福的，他的最深層、最迫切的需要，只在一個半徑很短的軌道上旋轉，所需空間可能並不比這間屋子更大。為此，蒙田努力讓哲學恢復其本來面貌，philo-sophia：不只是愛智慧，還要與它交好，靠近它，像朋友那樣，與它相逢，擁抱它。而過度欲求——“希望握在手裡的東西比手還大……或者邁步超越兩腿的跨度”——的危險性在於，它忽視了人們之間儘管密切卻一樣充滿不測的距離。

（七）

打開《隨筆集》，翻到開頭，在這裡，在他的《致讀者》中，蒙田彷彿不待敲門，就為我們敞開了大門的主人，對我們每一個人說道：

讀者，這是一部誠信的書。我在此申明，本書的寫作，純是出於家庭和私人的考慮，此外別無任何目的；沒打算對讀者有所幫助，也沒想過為自己贏得榮譽，那樣的目標是我力不能及的。本書專為家人和朋友所寫，以便他們失去我的時候（這必定是很快就要發生的事），可以通過它，喚起對我的習慣和性格的點滴回憶，藉助聽提供的養分，使他們對我的記憶更完整、更生動。如果我的目的是博取卋人的讚譽，我就會虛誇矯飾，給自己臉上貼金，或者盡力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我想展現的是自己簡單、自然、平常的樣子，不必費力擺出一幅姿態，也沒有偽裝做作，因為我描繪的是自己。在公共禮儀允許的範圍內，我的缺點，我實際是什麼樣，都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據說，有些地方的人仍然生活在自然法則之下，享受著甜美的自由，如果我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請相信，我會很願意拿出一幅毫無保留、完全赤裸的自畫像。

因此，讀者，我本人就是我的書的題材；你不應該把閑暇時光浪費在這樣一個瑣碎而毫無價值的話題上。

那就再見吧。蒙田，於一五八零年三月一日。

在笛卡爾看來，自己的書是“真”，是“唯一主人的作品”；對蒙田來說，他的書則是交往的媒介，是作者與讀者，是米歇爾•德•蒙田和你相遇的地方。

同樣重要的是，蒙田把自己的作品描述為一部“誠信”（“bonne foi”）的書；借“誠信”一詞，蒙田引入了一系列豐富的聯想：在宗教意義上，無法領受聖餐者的靈魂，可因誠信而得救；在法律意義上，誠信是合約的重要因素；同時，也讓人聯想到婚姻，因為婚姻中不但有愛，也要有信任和忠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