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要到了，今年的春节我要的探亲假地点是安徽滁县，因为哥哥在那里，我和领导讲妈妈去了哥哥处，我可以享受去安徽探亲。

去安徽不是目的，主要是要从安徽去上海。徐华已先我半个月回沪了，我到安徽后在哥哥家小住两天就乘四十五次列车直接去了浙江嘉兴，因为徐华在嘉兴等我。

南方的小城镇，清秀、干净，这是我第一次来南方，这时的北方已经是零下三十几度，而这里还是零上十度左右。下了火车徐华在车站接到我，我当时穿了件军大衣，当时在南方还是很少见到的。

她的叔叔家住在离车站不远的南门，在一个叫西米棚下的小弄堂里，当时的嘉兴南门还是比较热闹的：窄小的弄堂，悠悠的小河，菜场和集市都集中在这窄小的两桥之间。新鲜的蔬菜，跳跃的鱼虾，茶馆里的杂闹声掺杂着评弹声。小吃、水果的叫卖声，这里过去是有名的“米市”，所以叫西米棚下。

两层楼房结构的木板房，精致的刻花窗，高高的门，那门和窗推开时会发出“吱吱”的叫声，河边刷洗“马桶”的哐哐声叫人回味，弄口的油条只要半两粮票三分钱。老式的“天井”长满了绿色的青苔，光滑的石板路在风雨的洗礼下犹如一面铜镜。老式的灶台，烧出的饭菜奇香无比。人们坐在廊棚下晒着太阳，吸入那新鲜的空气。看着河里来来往往的小船，她们之间讲着那些“不咸不谈”的话。远处修船的铁匠炉传来的“叮铛”声，汇成了一首和谐的交响曲。

徐华的奶奶、叔叔、姑姑都住在这里，她的亲人也就是我的亲人，自然把称呼都随她来叫了。

热情的招待，我这个北方小伙子，有多年没有亲人相聚，使我倍感亲切。虽然语言有些不通，但我和上海知青接触了几年，嘉兴的话和上海话差不多，我认为他们说的太快，可他们到说我讲的快。街道上、菜场里，买卖东西的都是嘉兴人，很少有一个外地人。

这次来南方有两个目的：第一，让她的家人看看我这北方女婿。第二，也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想办法把我们从东北调回嘉兴的农村。

嘉兴有个嘉北公社。徐华姑姑的孩子在那里下乡，我们去看了他，南方的农村和东北的就是不一样，这里的知青由生产队为她们每人盖了房子，虽说不是太好，但像个家。有自己的菜地，自己养的鸡、鸭。农业活也不算累。因为土地少，不像我们那里，一望无边的黑土地，有的地块长度要五里地，铲地时一个上午只能铲一根陇。这里是“工分”到年底分钱，我们是国营农场，每月开工资，虽说每个月只有三十二元，可总有个零花钱。大家吃住在一起很热闹，这里一人一房，知青之间相隔很远，只有在出工时才能见到，回来要自己烧饭。在我看来这里还是比我们那儿好，天气暖和，空气新鲜，四季常青，而且地少，劳动强度要比我们要小。

她的姑父是县物资局的，是部队转业的老干部。因为孩子在这边下乡，他和这里的“头头”常有接触，也算是比较熟悉吧！我们去联系调动一事，找到的人说：江西、安徽下乡的上海知青，调到这边的人很多，因为这里离县里很近，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离上海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回上海很方便。在那个年代没有人知道几年后会有大批返城的那一天呀！

这里开出的条件是：帮他们公社农机厂买一台“C630”的车床。七十年代初期物资短缺，旧的也可以，只要能买到就行。

去哪儿买？从没办过这样的事情。只有和我哥哥通个长途电话，让哥哥的岳父帮忙在上海解决。哥哥的岳父在上海医药管理局工作，岳父的父亲在解放前是徐家汇地区很有名气的资本家，他们交往很多有能力的人。

邮电局的几次长途电话，最后去了一次上海，很顺利，上海可以帮忙解决。真不敢想，一个星期就搞定了。

当我们把这事告知办事之人后，他们也感到这么快就能买到。两天后他们“变卦了”，说还要买一台汽车，原因是我们两个人同时调回来，就要买二件设备。

没办法，我又去了次上海，这时哥哥也来了上海，经过商量后：汽车也能买到，但人事关系更重要，我们要嘉北公社先开出调转信函，或者我们先帮她们买些机床上面的短缺配件。等调令开下来，机床、汽车一起帮他们买回来。我们怕买了东西后，人调不过来。这种方法也是对的，就看农机厂的办事能力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公社说有困难，我想还是没有找对人，此事就到这里了。

绵绵的细雨，这就是江南的小镇，冬天下雨也是常事。要离开了，不会忘记这里的热情款待。不会忘记那可口的“臭豆腐”。不会忘记那叫人一喝就醉的“白米酒”。

火车驶离了嘉兴，那个年代嘉兴到上海还有用货车代替客车的“闷罐”火车。倒是江南呀，天气太暖和了。

上海的房子是老式带阁楼的砖制房子，独家独院。一个哥哥是海员，常年出海在外。一个弟弟在外地当兵，只有小弟弟在家陪父母。父亲是一个八级工匠的老工人，母亲是纺织厂的工人。一家人的热情招待，还把我的哥哥和嫂子请来吃饭，母亲亲手做的春卷最好吃。

外滩、黄浦江、南京路、第一百货、大世界、淮海路……都去看过了，在沪的上海知青也是家家吃请，好不热闹。

该回去了，这里不是我们的归属，南方之行叫我大开眼界，又有这么多亲人相聚。

流连往事，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