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夜晚，曾国藩在江西抚州门外写信给儿子纪鸿——“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那夜，是你，写信给儿女会说些什么？位极人臣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三不朽”为己任，却不愿子孙们为大官。
欧阳修常想“释位归田”，“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至欲以得罪病去。”苏东坡在《跋欧阳文忠公书》中坦言：“贺下不贺上，此天下通语。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
可见，当大官不容易，官越大责任越重越辛苦，六维周全，劳心劳力。倒不如“勤劳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这话对于想当而尚未当大官者不屑，认为欧阳修、苏东坡、曾国藩们矫情。实践出真知，没有对错。你不能说很多在位的大官依然孜孜以求是错误的。
对于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中国人往往将它们交给“命运”，曾国藩在这封信中辩证地提出“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富贵之事半天半人，惟雅由己。他与纪鸿分享自己年轻时“欠居敬功夫（也就是孟子提出的‘慎独’），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读书明理之人要“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在《曾国藩家书》中，对儿女教导要求最多，最久，最严的就是这八个字。良好的自我修养和自律习惯确实能带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
从积极做官到释官归田是实践一个价值观，行至深处有种“悔不该当初”的觉醒；不要当官而要读书明理是两种价值观比较后的选择，为什么这么选择？曾国藩从哲学角度谈了富贵之理，苏东坡从为官之道谈了敬畏之心。
当官和明理有个共同前提：读书，或说学习。不能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好了可以有更多选择：当官，教授，作贾……面面俱到不可能，根据自已的志向，利用自己的长处，作出审慎的选择，展开持续的努力。好学的人生不盲目，致用的人生更笃定。
“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就是“三业清净”。儒家讲了很多具体的入世方法论；汉传佛教讲了很多的出世心法；道家是介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大纲要义。苏东坡看完弟弟写的《老子解》后“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得“中”得“圣”。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能给孩子中肯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