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下乡插队不到一年的时候当上了马范桥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会计，1975年春天，二队的会计和生产队长闹矛盾都换了，我一个知青就被推荐当了二队的会计。

在农村，那时的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队会计是个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生产队几个干部的合作还是普通社员的劳动收入都要通过会计的手来兑现，当了会计，也让我更多的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了解了生产队。

自从我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全队每一家的劳动收入分配都是经过我的手来计算出来的，这个责任太重了，当我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以后，便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当了生产队会计之后就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认真的为生产队和社员当好管家，每一个工分核算，每一分钱花销，笔笔账目都要做到有依有据，绝不让任何一笔账目出现错误，一定要对得起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很快我也获得了社员们的认可。

过去在我们北方的农村，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就来自于参加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一年四季披星戴月，风霜雨雪日晒雨淋，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简单的农具，耕种着并不肥沃的土地，经济收入非常的有限。工分就成了农民核算劳动工作量和经济收入的唯一依据，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重视工分的记录和计算。生产队社员的工分主要是依靠参加农业劳动获取，一个劳动日是20分，一个整壮劳力工作一天可以得到18~19分的收入，一个妇女劳动一天最多可以得到16分，生产队里只有队长和车把式才能拿到20分，我们队里也就只有两个人。

农业生产劳动一天可不是八小时工作制，我们把一天分为三晌，早晨天刚亮就开始下地干到八点多钟回家吃早饭这叫早晌。吃过早饭继续干活直到太阳正午过顶，则是晌午。下午的时候，躲过太阳最毒的时候就又到了下地的时间，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已是傍黑才回家吃晚饭，这就是晚晌或叫后晌。根据季节日照的长短，一天下来至少是十个小时，农忙的时候夜里还要加班，挣工分很不容易，非常的辛苦。记工分时，一天三晌的分值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是按照三三四的比例计算。马范桥的经济并不富裕，四个生产队的情况也不一样，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大概是三到五毛钱，我们二队比较穷，那几年都是三毛钱左右一个劳动日。

获得工分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出租农具，主要就是一种叫平车的人力运输工具。往田里送粪肥，往家里拉收获的庄稼，平整土地兴修水利都离不开使用平车，很多家庭都会攒钱买一辆。生产队干活需要用到平车时候，自己带车或是农户把平车借给队里一天就可以记一个劳动日。

获取工分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猪圈里的粪肥。那时候，每个农户家里都会养一头猪，每家的院门口都垒有一个极为简陋的猪圈，用麦秸泥垛起来的一圈矮墙，在一个角上搭起一个草棚就是猪舍，放上一个石头凿成的食槽，猪养在圈里，吃喝拉撒睡全都在里面，除了猪棚底下是猪睡觉的地方，其他猪活动的地方都是屎尿遍地，农家每天会往猪圈里倒入杂草秸秆垫入沙土和水，猪在圈里活动就把屎尿植物沙土混合踩踏在一起，堆积发酵一个多月就成了一圈黑乎乎的有机肥料。一个猪圈一年大约可以出圈肥十次左右，每圈猪粪一般有两立方米，生产队会给每方猪粪记十个劳动日。

每当农户将猪圈里的粪肥完成沤制以后，就会把圈肥挖出来堆积在猪圈旁边，生产队干部到现场检查粪肥的质量并测量这一圈肥的土方数量，给出接受凭证，然后派劳力将猪粪运到田头堆放封存，等待耕种的时候使用，猪粪是生产队农家肥的重要来源。

我说的一圈猪粪的风波就发生在1976年底的年终决算期间。按照规定，我会在完成全队各家各户的各项劳动工分统计计算之后，将各家和个人的一年以来的收入明细张榜公示。当时，生产队里一个叫菊梅的女孩子找到我，说我少给她家计算了一圈猪粪，并说出了那圈肥的测量时间和测量人。可是我这里并没有她所说的那圈猪粪的接受凭证，这让我很难办。菊梅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孩子，脾气也很倔强，一圈猪粪差不多相当于她下地劳动一个月的工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我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无凭无据是不可能只靠嘴说就给她补记上。

菊梅是她姐姐嫁给公社中学的邢老师家时带过来的，邢老师是北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我们公社中学当了物理老师，并娶了一个叫李桂梅的女孩子，他把户口就落在了我们马范桥第二生产队，当时李桂梅是带着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起来到马范桥村的。邢老师和他的妻子李桂梅和生产队的交往并不多，平时都是他们的妹妹菊梅和弟弟桂生在队里参加生产劳动。菊梅和我们在一起生产劳动，平时来往并不多也没什么矛盾，这是一个很踏实肯干的女孩。但是她弟弟桂生曾经因为生产队里的事情，和我弟弟发生冲突打过架，当时我弟弟拿着一把钢叉把桂生的头顶豁了一个大口子，险些出了人命。后来经过大队领导的调解总算是事情了结了，现在出了这件事更是让我为难。

由于菊梅坚持说这一圈猪粪是生产队副队长胡明山在八月份给测量接收的，并说明山可以作证。胡明山是我们一起来马范桥二队的知青，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应征入伍，去北京二炮司令部当兵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写信给明山，向他求证这件事。明山接到我的信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里并没有答复我所问的这件事，只是劝解我不要因为这些事与农民发生矛盾，我们知青千万不要参与到和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纠纷里。

我仔细的阅读了明山的来信，反复的思考着明山的话，我知道明山说的都是对的，他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比我成熟的多。我这个人太较真，什么事都喜欢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有根有据，现实中很多事情都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就算是在菊梅家的这一圈猪粪问题上，我在内心里也并不认为菊梅是在无理取闹，她只是一个很正直且很执拗的女孩子，我只是没有那份收据记录。后来我选择了相信菊梅的说法，做出了让步，按照菊梅所说的数量补记了这圈猪粪的工分。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做这个工分记录改动，都不会有人来查我的账，也没人会知道。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在发生经济利益矛盾的时候，我也不想和农民发生争执，这个让步也不算是违背良心道德，除了文字收据可以做为依据，这次我用个人价值判断做了决定，我想也不算是错误吧。后来我去北京上大学，大二那年邢老师回北京探亲还到我们学校来看望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