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尊光

孙乞留是我三姨夫。我三姨夫姓孙，叫孙乞留，也叫孙七留。他的小名我不知道，只是我很小的时候听我父亲说过，他刚到我们村里时，村里人称呼他“要饭的小孩”，后来村里人又叫他“秃子”、“癞子”。孙乞留这个名字，是解放后我们村一个上过几年私塾的会计给帮忙起的。

解放前后，农村人生活都很艰难，我们一个村不能够养活年纪尚幼却正在长身体的三姨夫，他就在我们村周围几个村子里转悠着乞讨过活，但是总的来算，还是呆在我们村时间长，今天离开了，一两天又回来了。

在我村落户后，村里人就说他小时候七留八不留的，又叫他孙七留。三姨夫是十岁左右被我们村的人用一块地瓜干煎饼诱惑来的。他老家是临沂那边的，自幼父母双亡，撇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贫困交加的旧社会，本家亲戚也都无法接济他，他就在到处流浪乞讨，要饭要到哪里，那里的草垛、屋山头等能遮风挡雨能容纳下幼小躯体的地方就是他的家。

一天他在他家附近的一个煤矿周边乞讨时，见到我们村几个用独轮车去推炭的劳力在啃煎饼。在得到一块煎饼后，这个没吃过饱饭的孩子带着天真的梦想，光着小脚丫跟在我村这几个人后边，步行几十里路到了我们村里落了脚，以为这里就是他能不饿肚子的地方。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到了我们西日晒村的三姨夫，仍然不能吃饱，仍旧没有一个固定的屋檐能挡雨，也没有一床破被能御寒，甚至要饭用的碗也是他捡来别人家扔掉的大半个破黑碗。

虽然我们村子里人家不少，但在那个物资贫乏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家是无力过多施舍给他的。村里唯一一家地主王传彦，也只是偶尔发发善心扔给他一块地瓜而已。于是他就在我村里东一家西一家乞讨几天，然后就端着破黑碗到周边几个村子要几天饭。终于有一次，我们村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收养了他，让他帮助照看那家的小女儿，他才安稳了小半年的日子，不用再到处流浪。可是正当时运多舛的的他却又不幸感染真菌，成了“癞子头”，并传染给那家的小女孩，被愤怒的家主赶了出来。他又像往常那样这家门旁那家门口的要些残渣剩饭以苟延羸弱的生命。破落的屋墙、废弃的猪圈，是他夜里赖以打盹的地方，偶有遇到富裕人家的牛棚，更是他在牛粪的芳香里能长睡的天堂。譬如在我们村享有善名的王传彦的牛棚里。

共产党是大救星。据村里老人说，1948年，我们村就是解放区了，地主被打倒了，像我爷爷家这样的富农也被政策了。我小时候听三姨夫说，多亏了共产党，他才成了人，才有了家。三姨夫成人时，新中国成立了，他已经在我们村，以及在周边村里讨饭七八年了。但是他他本已经无家可归，旧社会的户口已经不作数，他成了连户口都没有的人。他只是个流浪儿。他在新社会里继续乞讨和流浪，继续赖在我们村里。实行农业合作社后，他厚着脸皮在我们村里帮这干这干那，不要工分，生产队里能给口饭吃就行。

村里干部看他可怜，又忠厚老实，就随便赏他些吃食。转眼间，他二十好几岁了，在我们村以及周边几个村打转要饭十好几年了。新中国新社会，贫下中农第一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村里的支部书记王玉琪分别开了个党员会和贫下中农会议，接纳我三姨夫为西日晒村民，并给他安下了新中国的户口。三姨夫给我说，我们村里给他落户的时候，村里把两间牛棚给了他，当做是他的家。他终于有家了。

他说，他落户那年，二十七岁了。他说，他二十七岁，终于有家了。他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笑着的，是幸福并满足的给我说的。三姨夫对我说，我们村里给他落户的那天晚上，他在我们村南的麦田边跪着哭了。他说他跪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还给我说，那个时候的党员，是真的党员。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才十五六来岁，他已经知天命了。他是眼里噙着泪的给我讲他的故事的。我听的时候，眼泪是一个劲地往下流的。当时，我爹旁边补充了一句:你三姨夫不容易！三姨夫落户用的名字，当然不能用“孙秃子”和“孙癞子”，我们村唯一上过私塾的会计给他起名“孙乞留”。

从那以后，“孙乞留“的名字和孙乞留这个人就留在了西日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三姨夫在讨饭过程中，也是个有心人。他不讨饭的时候，就跟着农村的手艺人帮活、学活。帮着别人种地育苗理整庄稼，看人家编筐编篓，给人递送柳条。然后他慢慢就学会了种庄稼的把式，也学会了农村家什的编制方法。尤其学精了编制农村常用的各种筐斗篓篮等的方法。有了自己家的孙乞留，干劲十足，在合作社里任劳任怨。他勤恳、踏实能干，得到了我们村三老四少的认可，更得到了村干部的肯定。

孙乞留之所以能成为我三姨夫，当然是因为我三姨嫁给了他。我三姨是我妈本家的三姐。我三姨长相秀美，绝不亚于现在的网红那粉雕玉琢的脸。她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长着好看双眼皮，传统的脸型，更有着温和且善解人意的善良性格，惹人恋爱的性情。即使她现在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在小小的村落里整洁的平房内，面对来客，白里透红的面容和端庄的举止，不输于大家闺秀的仪态。她家我的四个表哥表妹都随我三姨的长相和为人，在村里颇得人缘。

但是，我三姨出生时就是个残疾，不能直立行走，只能双手按着双脚在地上迈步。再加上当时国家划分阶级成分，我妈妈那一家族被划为富农阶级，属于成分不好的那一类。和我家一样。这样的人家的儿女是不易找对象的。好在我爹找了比他小六岁的我妈。残疾如我三姨，最终嫁给了比她大八岁的孙乞留。孙乞留有了家。孙乞留成了我三姨夫。孤苦近二十年的他，在娶了我三姨后，才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三姨嫁给我三姨夫时，我妈还大吃一惊：三姨夫曾经到我姥姥家讨过饭！有了真正的家的孙乞留更是努力，在生产队卖力，在家里对我三姨疼爱有加，知冷知热，两口子互相怜惜着过日子。他们的日子也随着社会的洪流往前走着，幸福着。紧随着的是我大表哥、二表哥、大表姐、表妹相继来到他们身边，三姨夫成天笑得合不拢嘴。偏偏这兄妹四个，一个个的出落地帅气、漂亮，更让三姨夫骄傲和知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表哥当兵入伍时，三姨夫哭着对我们亲友说，他脸上有光了。尤其我大表姐芙蓉，九十年代初婚后和我表姐夫到深圳从小生意做起，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在深圳有自己的农贸市场和沿街店面。新冠前我到深圳出发，我表姐夫请我吃饭，一顿酒席下来，消费额近我两个月工资，他还说小事。

我三姨夫勤劳本分的品质，也影响了表哥表姐他们。三姨嫁到我们村刚两年，因为新沭河开挖后给村里农业生产造成不便，我们西日晒村就拆为河南岸的红旗岭和向阳村，河北岸的西日晒和东日晒，共四个村。我爹娘成亲时，三姨和三姨夫已经搬迁至向阳村。姊妹情深，三姨夫和我爹也走的很近，感情很好。历经磨难、性格温和的三姨夫和生性耿直、忠厚老实的我爹成了挚友。虽是一河之隔，两家走动颇多。我犹记得寒暑假或者周末，我爹我娘让我送这送那到河南岸我三姨家，也经常在村前遇到大表哥或者二表哥挎着提篮或者别的东西跨河来我家。尤其是逢年过节，要么三姨夫背着残疾的三姨涉河来我家，要么是我爹我娘带着我这个长子带着斤多玉米面或者高粱面，挽着裤腿踩过刺骨的河水到向阳村去三姨家吃顿饭。每次，我都能感受到他们老人家之间的那种无以名状的亲，无法表达的爱。

因为疫情，因为工作，因为家事，因为孩子，我近四年没能去三姨夫家，期间都是我姐或者我弟弟带着我妈去看望二位老人。我深愧。也颇挂念孙乞留，我那个三姨夫，当然也关心病中的三姨。前些日子，妈说，再吃过饺子，三姨夫就是93岁了。我悔悟，和妈约好今日去看望孙乞留，我那三姨夫。当然也去看我三姨。老头子孙乞留喜欢喝酒，我知道的。除了别的礼物外，我是必须带着酒去的。三姨夫不认识我了。他老了。他蓄着的列宁那样的山羊胡子，干净整齐却桀骜的翘着，但是全白了。只是他精神矍铄，只是他不认识我而已。

我心里痛了。我痛他的老，也后悔去看望他的次数少。在我多次说明我是日晒村的他大外甥后，他盯着我，终于说了句：你是大军啊！听他这句话后，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这个糟老头子，还记得我的小名！他叫完我小名后，还有些脸红了，还不好意思的笑了。这个孙乞留，这个厚着脸皮在我们西日晒村落户八十年左右的孙乞留，是我的三姨夫。我还记得我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他给我说的话，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了他一个家。我还听到他跪在麦田边的发自内心的哭声。

【作者简介】山东临沂人，1990年考入青岛大学，199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安局工作，至今三十余年。少壮时爱岗敬业，无暇舞文弄墨，今半百之年重拾旧好，聊以回顾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