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X那天，我们约好了下午五点在一个露天体育馆见面。领着我们的老师老宁煞有介事地吩咐我们准备好采访大纲，今天的采访由我和一个学姐敏姐共同进行。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拥有三四部独立纪录片作品。现在在一家传媒公司工作。

那天下午天气不错，从地铁口出来，迎接我们的就是西斜的太阳，金光四射。

提前到达的老宁在地铁口等了我和敏姐好一会儿，汇合后才又开着百度地图导航，绕过七拐八弯的小路找到那个体育馆。体育馆藏在一个居民社区深处，远离广州繁华的商圈，四周一望视野辽阔，没有了CBD常见的巍峨高楼，再往远了望去依稀还能看到白云山的身影。负责对接采访对象确定具体场地的学姐没有多问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按约定时间提前到达体育场时，也没有想到这场采访会延迟将近三个小时。

露天体育场里倒是与它僻远的地理位置很不相称。一进去我们便惊异于里面的热闹气息。整个露天体育馆大概就一个足球场的大小，实在不算大，有一群高中生模样的少年在足球场中三三两两地聊天、合影、打闹。有的人手上还拿着奖杯，询问之下才知道这里刚刚结束一场小型高中生足球比赛。意气风发的少年们也算是热血未凉，笑容是会传染的。

不管在什么季节，白天与黑夜交接时的风都很大。那一天也不例外。何况是在冬季。即使是广州温暖如春的冬季，在白天黑夜交接之时那股温度下降的狠劲也是不能小觑的。

小时候的等待，常常发生在三两好友一同出游之时；长大了的等待，会发生在各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中。但是小时候的等待度秒如年、十分难捱；长大了，这种等待仿佛成为了一种乐趣。等待，是有着确切的结果的，在开始等待到迎接确切结果的到来之间的那一场与时间的拉力，你可以选择做各种事情。老宁选择坐在露天体育场旁边的一个补给站里避风备稿；敏姐选择跟我待在一起，向我吐槽那个难伺候的采访对象；而我呢，选择拿着手中的相机拍拍那两只被主人遗弃在体育馆的泰迪，再顺便安慰着急的学姐。看吧，等待其实并不难熬。在这场等待中，我逛了逛这个并不大的体育馆，给敏姐拍了几张“写真”，给穿着衣服的泰迪们拍了无数张“写真”……我和敏姐在补给站外顶着愈演愈烈的寒风四处游窜。

天幕在可期中暗了下来，那两只在整个体育馆撒欢的泰迪被补给站的负责人塞进了笼子里，放在了补给站外的一出避风的地方。我一靠近，它们就汪汪地叫。它们的心情我不愿猜测。动物，从成为宠物的那一刻，它的命运或悲或喜全掌握在了主人的手里。包括动物园里被圈养起来的动物。或许有人会说，可是像大熊猫和其他的一些濒危动物只有被圈养起来才能挽救他们濒临灭绝的境况啊。因为前提是人类的扩张把动物的栖息地或多或少地毁坏了，该是竹林的地方，高楼大厦林立；该是旷野荒漠的地方，高速公路穿刺而过。在外力的影响下，平衡状态还能保持吗？况且被圈养起来的动物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他们的兽性。当兽性被释放展现出来，人们还会因此感到惊异。他们好像恰恰忘记了一个事实，即使动物被圈养被驯服，它们也还是动物，血液中的兽性因子只是被压抑，而不是被抹去。所以也才会有许多动物伤人事件时，有许多媒体冠以惊异难以置信地语气报道。这看起来很可笑，站在人的角度凌驾于动物之上来思考它们的问题，简直是对动物世界的蔑视。人类总是这么的无知又狂妄。

扯远了，实际上那一天的等待就是在这样的思考和有意义的无意义中消磨过去的。在一个小时后打了数个电话才联系上的采访对象最后告诉我们，他们在体育馆深处的办公区里做纪录片调研采访，还需要一个多小时，他诚挚地邀请我们去到办公区温暖的地方避避风。我们求之不得，尽管不能立刻开始采访，但好歹也能看到采访对象，等待才不会变得没有结果般漫长。

我们三个人往里走了不到两百米就看到了那个藏在树丛后的只有一层楼的办公区。原来彼此不知道各自方位的人，时空距离那么近。打开玻璃门，走进办公室，我们仨迎过去， 头上戴着鸭舌帽的X迎上来，双腿并立，身体微躬，几人握手寒暄。老宁脸上挂着善解人意的微笑，当X歉疚地提出要回去继续自己的调研采访时，他甚至仍然保持着那个善解人意的微笑慰解他“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先去忙”，仿佛一个小时前在补给站中避着寒风，一边备稿一边抱怨不守时的采访对象的人根本不是他。

X的同事们给他们的调研采访布好了光，架好了机器，他们的调研采访对象也坐在椅子上静待访问开始。X回去，坐在采访对象的对面，摄像机的后面。他开始询问，声音很沉，语速缓慢而顿挫。常常询问完自己的问题便不再言语，似乎是在给采访对象时间去思考问题的答案。有点像我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那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每次上课都喜欢提群体性问题，她期待着大家的回答，可每次提完问题，便是大段大段的沉默，没有人说话，最后只能落得个老师自问自答的结果。这个“留白”是失败的。但是访谈中的“留白”是一种采访技巧。在以前这也是我跟别人交流时不能忍受的——我在与他人沟通时无法忍受长久的静默，这会让我感到尴尬。个中缘由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先天的遗传基因，又或许是后天的环境影响，我至今找不到答案。但是现在，我学会了沉默。

X的采访调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当他们结束时已经是夜晚7点了。

他们一行三人收拾着各种器材——摄像机、反光板、收音话筒......我们三人站在一旁等待。陡然，老宁推了推站在他身边的我“你去帮帮他们！”我踌躇着上前一步，客套的问了一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他们三人手下有条不紊地给机器装包，收起三脚架，客气地回复我，“不用不用，谢谢了。”也是，这种情况下应该也只会越帮越忙吧。老宁似乎没有听到对方的拒绝，或者他觉得这只是客套，总之他看到我折返后自己往前大跨步迎上去，热络的伸手帮他们收拾器材。当然，他将“越帮越忙”这个至理名言付诸了行动。于是在对方再一次的真诚婉拒下，老宁也折返了。

出了办公区的玻璃门，才发现外面的天空早已变成墨黑色，寒风恣意。体育馆黄色的路灯间隔甚远，深秋的夜在两灯之间大段的黑暗中平添了一丝凄寒。这个体育场的办公区仅仅是他们调研采访的场地，不是他们的据点。于是我们又驱车回到几公里外X的公司。广州这种大城市的繁华在夜幕降临之时最能体现出来。马路上车流滚滚，车灯红的黄的刺痛你的眼睛，路灯也高悬在马路两旁，明晃晃照得人无所遁形。层层叠叠的高架桥给人带来的压迫感和窒息感难以言喻。两旁的高楼身披霞衣，夜间亮起的霓虹灯交相辉映。即使到达了目的地，下车后，我也始终被这种眩晕感包围。

进了公司发现大家早已下班回家了，我们寻着一间安静的办公室就开始了这场迟来的采访。

出于稳妥的考量，再加上在前面漫长的等待中老师已经通过百度将采访对象了解了一番，主导场面进行访问的人变成了老宁，他们俩面对面坐着，开始了对话。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导演大致的经历。广美学习动画专业出身的X，大二在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纪录片，之后便转变了个人的研究发展方向。大三拉到投资后休学一年北上返乡拍摄第一部个人独立纪录片作品。之后返校复课，跟几个朋友创建视频工作室，接了几个大单后就迎来毕业季，大家也散伙了。X的纪录片作品绝大多数是在学生时代拍摄出来的。毕业后的他走南闯北，北漂在凤凰网做专题片，干了几年实在无法忍受体制内的拘束，又南下去到了长沙在一家朋友的服装公司做行政人员，干着干着又不太得劲儿，再加上也快到了成家立业的而立之年，于是再南下到广州进入了现在的公司。X的职业跨度之大超出我们的预想。在回答问题时，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低沉，语速缓慢，甚至还有些结巴。但是他是一个直率的人，“真”得过分。印象很深的是，老宁问了一个问题：从他初次拍摄的纪录片作品的选材来看，坊间有人认为他是特意选择拍摄这种关于中国国情负面信息的题材以博得国外奖项，他怎么看待类似言论。他嗤笑出声，“说白了，你刚出道不拿奖，怎么办？你必须拿，还得拿大奖！ 人家到时候要是封杀你，你没有能耐封杀你干嘛。”他似乎并没有对于纪录片创作非君不可的热爱，支撑他走下去的大概是这样的理念：干这行是相对于其他行来说比较好的选择。问他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他会直接而坦率地说，“就是缺钱！”。

他的身上并没有过多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也没有什么所谓大而空的理想主义，看起来就是个踏实勤劳还看得开的实践派，直白得俗气，但又自带一丝超然之气。

采访的问题大多不痛不痒，以致于我问了诸如“如何看待豆瓣上网友对您作品的评价”类似的问题后，老宁还会在事后“夸奖”我——适合干这行，敢于尖锐直白地问题。我对于这个“夸奖”缄默不语。

难道这个问题很尖锐吗？况且倘若采访前就抱有一种回避和畏惧的心态，规避“尖锐问题”的提出，那如何得知采访对象内心深处的想法？采访应该在尽可能地挖掘深度的前提下，适当照顾采访对象情绪。舍本逐末可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好事。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但是老师也是人，终免不了落俗。

采访结束后，X跟我们一起离开了公司，此时已是夜间22点了，但是城市的夜晚仍旧光明。而后我和学姐独自搭乘地铁返校，又回到了安全无害的象牙塔。X让我在这个夜晚开始了关于理想的思考，路漫漫其修远兮。

但愿前方漫漫之路，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