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三国同命：魏、蜀、吴的命运何其相似
魏国统一北方但暂时无力南下，蜀国和吴国都在南方有新的开发，但北伐却徒劳无功或者根本不想操心。在这种均衡的形势之下，三国鼎立的局面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三国虽然各有特点，却出现了一个同样的趋势，就是君主权力逐渐削弱，世家大族日渐强大。魏蜀吴三国的缔造者有个共同点是，都不出身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而且不管他最终有没有当皇帝，他都是典型的秦制君主。但是，他们的后来者却有点难以为继了。
先看曹魏。
陈寅恪先生有个著名的论断：曹操他们家，是不信奉儒家的寒族；袁绍他们家汝南袁氏，司马懿他们家河内司马氏，都是信奉儒家的豪族。豪族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更精确点的说法，可能是文化士族。
寒族当然也不是一般人家可比的，尤其是像曹操家这种，可以花钱买个三公当当的寒族，普通人连他们家门都摸不到。寒族的特点，是社会认可度低，寒族哪怕发达了，“你不就是小人得志吗？”“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别人提到他们，容易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寒族有依附性，他需要依附一股社会认可度更高的力量，才能获得合法性。
文化士族则不同，汝南袁氏是具有天下性影响力的顶级豪门；河内司马氏则是只有地方性影响力的普通豪族，拥有的权力还不如曹家这种寒族大，但是他们根基深厚，社会认可度高，因此独立性也更强。
因为曹操是寒族，所以曹操这辈子，文化自卑感一直是有点的。他对世家大族的态度，也比较复杂，一直是有拉有打。他的对手如袁绍、刘表是名士，被他消灭了；他的手下的名士如孔融（孔子的后代）、荀彧（颍川荀氏）、崔琰（清河崔氏），都被他杀了。
但是最终曹魏政权的高官里，还是世家大族出身的占多数。曹操的期待是唯才是举，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如此，因为能够治国行政的人才池子里，确实就是世家大族的人物居多。
曹操本人最后并没有篡位当皇帝，不谈个人品格问题，他有很现实的顾虑：
《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
曹操最信任、和曹操私人感情也最好的人是夏侯惇。夏侯惇曾经和曹操说，你把刘备灭了，然后顺手再把孙权灭了，然后再让汉献帝让位给你。曹操觉得夏侯惇说得有道理，但是曹操到死也没有灭掉刘备、孙权，所以曹操才没有当皇帝。夏侯惇对自己向曹操提了这个建议感到非常懊悔，所以不久后他也发病死了。
虽然结果是夏侯惇懊悔，但夏侯惇能提这个建议，他绝对是为曹操考虑的，曹操听了，说明曹操也知道夏侯惇说得有道理。就是说，曹操知道，不灭掉刘备、孙权实现天下一统，自己就当皇帝，合法性不够，所以他才没有迈出最后那一步。
结果倒好，曹操一死，儿子曹丕就把这步迈出去了，逼汉献帝让位了。你老子那个威望，都觉得还不够，你一个连当魏王都悬的，要当皇帝，你说你够不够格吧？
合法性不够还要当皇帝，那就只能向世家大族进一步让渡权力。于是九品中正制出台，把官员选拔的权力，完全交到世家大族手里。
当然，有学者考证，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本意并不是想放权，而是为了更高效地选拔人才。但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这大概越发说明，当时世家大族确实根基深厚，不管你制度上怎么设计，最终一定会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上去运作。
然后曹魏又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利于皇权的问题：曹丕能够成为曹操的继承人，兄弟之间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曹魏的皇帝对曹操的其他后代，是比较提防的，尽量不给权力，把权力交给曹家、夏侯家的其他重要人物。
这个思路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比较不幸的是，曹家、夏侯家很快就人才凋零，权力就越来越转移到像司马懿这样的外姓人手里。
还有，曹魏的皇帝连续短命。第一个皇帝魏文帝曹丕40岁，第二个皇帝魏明帝曹叡36岁。曹丕如果像司马懿一样长寿，或者曹叡如果多活个十几年，司马懿就未必有机会了。
一个合法性不足，皇帝又连续短命的政权，最后被人篡夺了皇位，也就不奇怪了。
下面看下蜀汉。
和曹操比，刘备才是更典型的寒门，就是祖上还能举孝廉、做县令，但是再往上也很难上去的那种家族。不过刘备有个优势是汉室宗亲的身份，蜀汉在三国中实力最弱，之所以存在感还比较强，就是因为他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了最后的汉朝。
但是，刘备称帝其实比较牵强，还不止是他的血统过于疏远的问题，还有他称帝的一个重要前因，是汉献帝被曹丕害死的谣言。后来当然会被辟谣，汉献帝没死，人家好好做山阳公，很被优待，曹魏的禅让手续履行得很完备。建立在谣言基础上的皇位，很容易受到质疑。
正因为蜀汉合法性不足，所以才需要格外努力维护，所以诸葛亮必须要北伐。
诸葛亮去世后，秉国政的是蒋琬、费祎，他们仍然要北伐。因为坚持北伐，这个政权才有正当性。不过蒋琬、费祎对自己的能力认识比较清醒，认为诸葛亮都做不到的事，我们肯定更做不到，所以北伐意思一下就行了，主要是苟住，维持着内政别垮。这个时期，姜维属于比较重要但是又不太重要的人物，就是用他北伐，但是北伐规模非常有限。
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十八年。
蜀汉大概有三派势力：
第一派，益州本土派；
第二派，刘备来之前，刘焉、刘璋父子带到益州来的所谓“东州派”；
第三派，刘备从荆州带到益州来的所谓“荆州派”。
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派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对东州派有拉拢有打压。益州本土派就是一个被压榨的钱袋子，话语权很小。
史料比较有限，但我们可以根据情理推想一下，这十八年是个怎样的状态。
荆州派，甚至东州派，都会日渐衰落，因为他们在益州是没有根的，慢慢就会压不住本土派。一直以来，历史学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蜀汉的人口怎么会少到这个地步，才94万人，实际人口不可能这么少。猜想很多，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本土大家族都在千方百计隐匿人口，反正在这个政权里我也说不上话，我们就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不给你们作奉献了呗。
费祎死后，姜维地位上升，开始大举北伐。我们知道，一旦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很多原来被掖着藏着的东西，就都被逼出来了。
从蜀汉的国运来说，姜维的做法对不对，真的很难说。原来那样苟着，有点等死的感觉，现在这么以弱攻强，又有找死的感觉。姜维的军事才能不弱，但是这时蜀汉和曹魏之间的国力差距，已经拉得非常大了。所以仗打下来固然是互有胜负，但对面不怕损失，蜀汉损失不起。
姜维一打败仗，蜀汉的本土派就骂得更难听了。比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老师谯周就是一个典型。他开始传播一些这样的言论：
当年就有一条神秘的预言，“代汉者当涂高”，取代汉朝的是当涂高。什么叫当涂高？就是在大路上又很高的东西。宫殿大门前，有个魏阙，“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魏阙”，一种高耸的观楼建筑，魏阙就是“在大路上又很高的东西”。所以“当涂高”就是“魏”。
又说，汉朝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官府里的部门，都叫“曹”，你在哪个部门上班，就叫你属于哪个曹，这就是天意吧。
还说，前一个皇帝叫刘备，“备”是“具备”，已经“足够了”的意思，后一个皇帝叫刘禅，“禅”就是“给别人”的意思。两个名字连起来，就是“刘家的皇帝已经当够了，该让给别人了”的意思。
后主刘禅的“禅”字，本来是“祭祀大地”的意思。如果要把天下让给别人，那需要先祭祀一下大地，宣布放弃对土地的统治权，然后再“让”，所以叫“禅让”。但祭祀大地本来并没有“一定要让出去”的意思。封禅的“禅”，也是“祭地”的意思，这就没打算让嘛。
所以谯周的解释是不对的，但问题是，谯周这么解释，当时蜀国人是真爱听。这说明本土派的势力已经起来了，这些蜀地的大家族，就盼着蜀汉这个政权赶紧完。
再看孙吴政权。
曹魏和蜀汉的合法性都不够充足，而孙吴的合法性则是基本没有。
东吴也知道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东吴宣传自己，主要手法是贬低魏国和蜀国：“你们也不是正统，咦，我为什么要说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孙吴的情况和蜀汉很像，也是一个外来的军事集团，压制着本土势力。这个外来的集团，还是有点想有所作为，北上争雄的，本土势力就是真没兴趣。
然后发展趋势也和蜀汉一致，外来的人才，像周瑜、鲁肃这样的，死一个少一个；本土的人才，那是生生不息，后来居上。所以发展趋势也是本土派慢慢占据上风。吴郡四大姓是顾陆朱张，顾雍在孙权手下做了十九年丞相，陆逊在东吴政权中，更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用顾雍、陆逊，可不是用一个人，而是顾家、陆家两大宗族的大批子弟都先到孙权身边做郎官，然后再到各机要部门任职。
孙权长寿，晚年他心里应该是很失落的。当年周瑜、鲁肃给他勾勒了一个当皇帝的梦想，“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汉高祖”。现在，我孙权倒是称帝了，可谁都知道就是东南一隅自己玩，要想一统天下，那真是看不到一点希望。孙权晚年很暴虐，和这种失落心态也有关。
孙权生命的最后几年，最重用的人一个是诸葛恪，我们上一讲提过的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儿子，山东来的；另外，孙权的叔叔孙静的后代，也拥有很大的权力。
这里可以看出孙权的想法，哪怕我找不着能人，反正最核心的权力，不能交给江东士族。
但是，一来孙权委以重任的这些人，水平都一般；二来江东士族的势力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选择权反而在他们一边：你重用我们，我们就支持你割据；你排挤我们，我们就抛弃你。
总结一下：三国的命运类似：
第一是三国合法性都不足；
第二是世家大族的势力都越来越大，皇帝缓慢被架空，最终的命运要么是被取代，要么是被抛弃。
《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为什么喜欢讲东汉末的故事，真的讲到三国历史，反而抄抄史书，不好好讲了？因为这个时代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就是大家都在那里憋阴招，打太极。
不管怎么说，要给三国时代来个了断了，三国是怎样统一的呢？
知识点二：西晋一统：司马家族的权力之路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将迎来期间唯一一次短暂的统一，也就是所谓的“三国归晋”。
先说下魏蜀吴三国的实力比。
所谓三国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三国从东汉末的黄巾起义或者董卓进京算起，狭义三国从曹魏取代汉朝算起。
真正恐怖的乱世，其实是东汉末，曹丕、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反而标志着统治秩序一定程度的重建。
赤壁之战的时候，是北方黄河流域对南方长江流域优势最小的时候。
但秩序重建，北方毕竟有传统优势：一来北方的土地开发最成熟；二来北方的世家大族最多，素质也最高，不管是发展自己家的庄园，还是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他们都很有一套。
于是北方的魏国就逐渐恢复，和吴、蜀两国的差距迅速拉开。
有一个非常适合给人挖坑的问题，“汉末三国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哪一次？”
人家很容易回答：“赤壁之战、官渡之战……”其实都不是，这场战争没什么名气。
汉末三国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公元257年的淮南第三叛。
曹魏后期，司马家夺权专政。掌握淮南地区兵权的曹魏统帅，先后发动了三次反抗司马家的兵变，史称“淮南三叛”，其中第三次，规模最大。
这一战，叛军大约有十五万人，司马家平叛的军队高达二十六万人，东吴派兵支援魏国的叛军，也出动了将近十万人，也就是说，参战部队总计不下五十万人。
比较一下，所谓三国时期的三大战争，一般估算：官渡之战，袁绍十一万人，曹操大约只有几万人；赤壁之战，曹操十五六万人，孙刘联军大约五万人；夷陵之战，刘备方加上少数民族军队将近五万人，陆逊麾下也是五万人。都远远不如这一次。
为什么呢？就是东汉末的残酷战乱，打出来一个秦朝以后中国人口史的最低谷，所以大战的人数，就不可能太多。
淮南第三叛，经过了三十多年相对和平的时期，北方就缓过来了。当然，这三十多年也不是绝对和平，蜀国的诸葛亮和姜维在不停北伐。这就更加看出差距了，蜀国北伐打得自己精疲力尽、人民困苦，魏国则是西部地区和蜀军作战，不影响整体国力，还能不断增长。
后来魏国发动灭蜀战争的时候，吴国还是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的，想来个围魏救蜀。但是魏国当时总兵力已经不下五十万人，伐蜀不到二十万人，并没有抽调防备吴国的军队。而吴国的军队进攻又是一贯差劲，所以魏军防守那叫一个胜任愉快。
看魏吴蜀三国的简明地图，可能会觉得吴国、蜀国也没比魏国小太多，这是因为吴国、蜀国都有大片地广人稀的地区，疆域并不小，但看人口数就清楚了：
（1）《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炎兴元年（263年），后主“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2）《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天纪四年（280年）孙皓降时，“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3）《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景元四年（263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注：曹魏与蜀汉人口合计五百多万，曹魏人口约四百多万。）
三国后期，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大致是魏国四百多万人，吴国二百多万人，蜀国不到一百万人。当然官方的统计数据，不能反映真实的人口数，魏国如果真的只有四百万人的话，绝对不可能变出五十万兵来。
但是这个数字能够反映国家能力，4：2：1，魏、吴、蜀三国实力比可能大致就是如此。
魏国最强，最后继承魏国的资源的晋能够实现一统，也就顺理成章了。
司马懿的无耻
但是，有实力统一是一回事，有没有意愿统一，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说，历史是曹魏、西晋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蜀汉、东吴腐朽没落，所以魏晋就灭了蜀吴，那倒是一段挺积极向上的故事。
可惜，仔细探究史料的蛛丝马迹，会发现整个进程里，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司马家祖孙三代的权力之路。
魏明帝去世后，司马懿和曹爽争权，最后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京师后要求曹爽交出权力，承诺你交权我就不杀你，事后又变卦诛杀曹爽全族。这事在当时是刷了道德下限的。
东汉以来，高层权力斗争大体还是默认有退出机制的。你曾经掌权，放弃权力，胜利一方并不赶尽杀绝。当时帮司马懿去劝曹爽交权的几个人，是真的相信曹爽交了权就没事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蒋济，蒋济是曹魏政权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也对曹爽不满，因为他和司马懿一样，都是老同志，对曹爽这种没功勋、没资历、突然掌权的年轻人看不惯瞧不上，司马懿要收拾曹爽，他很支持。
但这毕竟是特权小圈子的内部矛盾，蒋济又不主张做得太过分。他帮司马懿写信给曹爽，说赶紧交权，交了就没事了。他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有记载说，司马懿杀了曹爽全族后，蒋济觉得很懊悔，不久就得病死了。
所以，当时曹爽相信司马懿不会杀自己，真的不是很奇怪，毕竟有些本来声望还不错的人，真心实意给他做了承诺。后人读史，觉得曹爽竟然相信司马懿的鬼话，真是蠢得无以复加，那是因为后来类似的无耻的事越来越多，所以反而显得司马懿的无耻不是那么突出了。
也正因为这次是这么无耻，司马家从此没有退路了，你只要对权力稍微放松一点，人家对你赶尽杀绝，没有任何道德压力。
消灭蜀吴的隐藏原因
司马懿九个儿子，真正能干的，大概只有长子司马师，二儿子司马昭的水平就比较一般了。司马懿击败曹爽的政变，是和司马师一起策划的，司马昭基本没参与，司马昭就是政变前一晚紧张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司马师这个真的策划政变的，反而睡得很踏实。
说司马昭水平一般，还有一个事实证据。淮南第三叛，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司马昭指挥的。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呢？
一个原因是，规模大，但是水平低。两边就是堆兵，指挥都很拉垮。司马昭事先也没有做足够的调研，他把那么多军队带来，驻扎在一个一到夏天雨季，一定会被洪水冲垮的地方。所以淮南的叛军，本来是等着看他的大营被淹的，结果那年雨季推迟了，大雨没来叛军先顶不住崩溃了。史书记载是极其巧合，司马昭平定叛乱，大军进城的当天，洪水来了把他原先的大营给冲垮了，这个运气简直是好到神奇。
可惜司马师短命，去世只比父亲司马懿晚四年，之后长期掌权的，是平庸的司马昭。
这个重大区别，被《三国演义》完全无视了。一来写到“后三国”，《演义》的作者已经很敷衍了，二来《演义》的作者可能觉得，司马师废掉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又把曹髦杀了。司马师只是废掉了一个曹魏皇帝，司马昭毕竟杀过曹魏皇帝，能弑君的，必须是个狠人啊。
其实恰恰相反，司马昭做特别逆天的事，不是因为性情残暴，而是因为水平低，掌控不了局势，不能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冲突激化了，就只好残暴了。
杀了皇帝之后，司马昭陷入了尴尬境地。本来取代曹魏，事情已经布置得比较成熟了，朝廷里已经全部换上自己的人了。皇帝给自己加九锡，也就是皇帝给臣子最高规格的赏赐，自己已经推辞过几次，推辞次数够了也就可以接受了。加过九锡之后，将来皇帝禅让给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现在皇帝一杀，把事情全搞砸了，需要另外立一个皇帝，很多事情都得重来。
那怎么才能加快进度？就得建一个不世奇功，才能重新找到接近皇位的台阶。
怎么建立不世奇功呢？一想也没别的招，把蜀国灭掉吧。
经历了两汉四百年，有些执念已经深入人心，天下一统才有真正的皇帝。尤其是，蜀地那个割据政权，声称自己是最后的汉朝，这种前朝余孽不消灭掉，曹魏这边的“天命”，就不完整。
曹魏这边是个世家大族得势的政权。世家大族组织生产、发展经济还行，对外扩张的意愿和能力，往往都不足。对于出兵伐蜀，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很抵触的。蜀道难，打仗可劳民伤财了。
所以如果没有这次弑君事件，司马昭大概就会顺着世家大族的意思，不急着灭蜀国了。这会儿不行了，我必须完成这件大功业，才能补足我的天命。
结果是，灭蜀远比想象的容易。姜维那关不好过，但绕过姜维就好办了。蜀地的世家大族早就对蜀汉政权不满，对魏军多少有点“可算把你们盼来了”这个意思。
灭蜀之后两年，司马昭去世，儿子司马炎即位，接受了曹魏的禅让，建立晋朝（265年）。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晋武帝一直有个闹心的事，就是他有个弟弟司马攸，过继给了大伯司马师。血缘上是亲兄弟，宗法上是堂兄弟。
因为司马家夺权的过程里，司马师的功绩比司马昭大得多，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司马攸更有资格当皇帝。
虽然晋朝接受曹魏禅让的时候，更多人选择了晋武帝司马炎，但司马攸更有资格这事，大家也一直没忘。于是很多人劝司马炎，陛下，您要是哪天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别传位给你的傻儿子了，传位给弟弟司马攸吧。
对这个局面，司马炎是脸上宽容，心里憋气。
公元275年，晋武帝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好多支持司马攸的人，都行动起来策划让司马攸继位了。晋武帝病好了知道了这事，终于没法继续包容了，一是逼司马攸离开朝廷，一边是一件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个不便公开说的理由是，都想让司马攸当皇帝，不就是他名义上的爸爸我大伯司马师功劳更大吗？不行，我得建立一个比大伯更大的功劳，让别人没话说。
还有什么更大的功劳可建呢？把吴国给灭了。
照例，又是很多人出来反对。没必要啊，吴国那个地方，很破烂的，拿下来也没什么价值；吴国是真的不好打，这么多年了，吴国来打我们，它是小丑，我们去打吴国，我们也没有好果子吃……反对的人里，有的单纯就是怕打仗，有的是支持司马攸的，就不乐意让晋武帝建立天下一统的功勋。
正因如此，晋武帝才越发要排除一切阻力，就是要出兵灭吴。
结果和伐蜀一样，发现吴国远远比想象的好打。原因也仍然是吴国的内部问题。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一个神经病一样的暴君。现代学者更倾向认为，他的很多行为还是有道理的，就是想加强中央集权。而江东的世家大族的心态是，谁想加强中央集权，我们就抛弃谁。所以吴国也就由早年的“防御时不可战胜”变成这次的“一触即溃”了。
就这样，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这伟大的事业背后，却隐藏着很多宫廷里的勾心斗角、猥琐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