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锅屋（厨房）因为下雨垮塌了，没办法做饭，饿了几天。有一天，三姐去邻居家看电视，邻居给了她一个馒头，她拿回来喊我，想跟我分享，但是我没醒，然后她自己吃了，这是她第二天告诉我的，实际情况未知。我就觉得委屈，她觉得本来邻居就是给她的，所以她吃了理所应当，何况她喊我了，是我没醒，但是这种话无法消弭我的委屈。
后来，我去大姐家求助，大姐给我炒了米饭，我就吃了几口，就上学去了，实在吃不下，饿太多天了。
再后来，三姐受大姑和二姐蛊惑，要出去打工，才小学五年级也不知道打什么工。可是她因为自由就在眼前、独立就在眼前，我就说了一句话——你别反过头来后悔、责怪谁（这不是原话、只是大概意思）。它们的本意是希望她出去打工，赚钱了好补贴我。但实际上，虽然三姐在长辈在世时最怨恨他们，也自觉最委屈，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受过一次委屈，她以为的委屈都是她自己犯错错造成的，虽然有些错误在现在来说不算事，但是那个年代那个家庭里就是越线了。实际上为了表示公平，总是刻意的苛责归因于我。所以，她打工的时候当天晚上就跑回来了，这是后话。
接着按时间说，三姐在打工之前，由二姐出钱资助她学了一门手艺，方便她出去打工，而且本来就是包分配的，那个时候产业工人短缺，这种模式很常见。
因为二姐家离小镇近，所以三姐自然就住二姐家了。这种情况下就剩我一个人在家了，本来我一个人好好的，我洗衣做饭照顾自己都好好的，大姐家离我家也近，走过来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的事情，这点时间在那个时候的农村不算啥，早早晚晚的过来帮衬一下，我也能过的很好，而且，只剩我一个人了，其实物资反而充裕，甚至算是小康了。
只是在大姑的逼迫和诱导下，大姐回家闹，用尽威逼利诱的手段逼迫它们家接受我。
然而它们家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我肯定是不愿意的。它们全家人都有病，这不是我骂它们，而是它们确实都有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只不过它们不自知罢了。
后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几千斤粮食都拖它家去了，接着用这些粮食、再加一些别的东西养了几十头肥猪，但是一双袜子都没给我买过，它们原来极化着还想着继续养肥猪卖，只不过没了免费的粮食，它们可舍不得投入那么大，所以几十年过去了，它们也只大规模养殖那么一回。
大姑为什么逼我姐，因为村里面牲口多，怕我一个人死家里了。但是它低估了我，而且时代不同了。我表现的唯唯诺诺是被它们一直的打压造成的，而且一直以来哪个关口不是我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它们从来都是在关键时刻神秘消失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大姑对于自家子女、自家孙子辈从来没有为你好式的打压教育，全是鼓励和肯定，还护短。即使人家告状，只要没明着说，它就装没听懂，还顺坡下驴夸自家孩子。
忘记说了，大姐一年给我的零花钱不会超过两块钱，这还是她自己小金库的钱，这些是她接触钱的时候、比如买东西的时候偷摸攒下来的。
当然 这些它们家肯定也心知肚明，不可能真的不知道。
但是在它们眼里，觉得不知道给我花了多少。
实际上，它们全家吃我救济粮，再后来就有低保了，连那个两块钱也不需要了。
当然，救济粮也好、低保也罢，都需要大姐去领、去办手续，但是她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如果没有她，我不是不能，只是毕竟还有她，所以也还是一些依赖。
但在她的认知里，她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她的贫穷、她的苦难都是我造成的，被我拖累。
只不过，不说那些实际的金额没多少，我独立以后你也没富裕啊。她的苦难除了时代和家庭局限之外，就是她自己总是听别人、特别是大姑嚯嚯。说白了吧 整个家族里除了我，她是那个被吸血的人，她的苦难在于她持续的向外输血，而她希望我做那个被她吸的人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呢？何况，你怎么不吸你儿子呢？舍不得了吧。
实际上，她现在的生活都是我奶奶智慧的结晶。我奶奶自觉快死的时候，赶紧托人找个差不多人家把她嫁了。不然，她的整个人生就彻底毁了。我当时不懂，因为当时她也没多大。
后来才明白，这是奶奶基于对人性、对家人、对村里那帮牲口的清醒认知做的最优安排，这本质上是对于大伯、大姑的彻底不信任，事实也证明它们确实不值得信任。只不过这种计算只是减缓减轻了她苦难，并没有真正改变她的人生，也改变不了。
然而我奶奶跟她说的是为了照顾我，不然怎么说呢，说不这样你就毁了，那她就真毁了。自然有照顾我的考量，但更多的实际上是给她一个精神支柱，以时间换空间罢了。但是这些，别说当时她不懂 ，现在她也理解不了。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过，我将慢慢的过的有声有色，我将在自主的生活中慢慢疗愈，而不是一再的受创伤，到成年以后才能在回过头来疗愈。
我的特质都可能不一样，现在是高智商、高道德、高敏感，而那个时空里的我是高智商、高道德、高洞察，那么我将更技术理性的看待问题，和接纳这种看待问题方式，而不是持续性对抗，因为这种情景下已经不是路线选择，而是存亡之争，没有妥协的余地和其它可能。也不需要在疗愈以后、超越以后才能技术性的看待问题，而站上新平台、完成超越这种事情从来是小概率事件——即使是我这样的人，异化和钝化才是普遍剧本。
它们毁了我，当然我也知道，它们认知里根本没有这些玩意儿。我通过极致的自我依赖自我关怀，以远超常人的毅力与坚持，还有极高的认知和生命能量，也仅仅是把自己救了回来而已。
本来要经天纬地的人，却差点活成祥林嫂，而所有的智识成果和生命能量也只是让自己成了一个普通人。
所以当我推导出爱人必先爱自己时，不是豁然开朗的欣喜或顿悟之后的明悟感，而是极致的痛苦。
而这些对于正常人来说，本不必靠智力推导，何来的痛苦，无非就是是否能否清晰表达、如何表达罢了，那本就是人家的存在基底。
而知道到接纳必然有一个碎裂的过程，不然根本不可能整合。而碎裂的过程是最容易异化和钝化的，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幸，虽然过程非人，但是我走过来了。
原来我和别人叙述的时候，说大姐为了照顾我早早嫁人了，别人一下子就抓到了重点，下意识的反问——都嫁人了还怎么照顾，我慌忙的找补——当地习俗，这话我不信，听的人更不会信，只不过反问本身就就是冒犯，自然不能、也不该进一步戳破。
只是这看似都是为我好的一切，但却导致我成了整个结构的实际承载者。
它们都在“为我好”的叙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甚至一度在我成年以后不同程度的吸食我，作为“为我好”的那个载体的我却从来都是自己负重前行，连破碎、疗愈都是自己独自面对，自然，所有的可能的未来当然也是我自己独享，任何可能的风波也依然由我独自承担。
其实从伦理和法律上来说，即使它们有什么付出，也应该找政府索赔，因为父母不在了，相关的责任自然归政府，我本来就是那个应该被无条件照顾的人——不管是家庭还是政府。只不过政府的照顾有限，它们的照顾也有限，我不该是那个债务人，公共结构才是，当然这是从伦理和法律角度，从情感角度我是债权人，它们才是债务人。然而它们不敢也压根没有向政府索赔的意识。实际，也不可能成行，也没有这个机制和标准。
早先我对于它们为我直接的花费都是记着的，忘记是成年以后，因为我认真的核算了一下——这TM才几个子儿，不仅仅是现在不算事儿，就是在当时它们的支出里也不算回事，也就养条狗的钱，还是农村式养狗。因此，我才确定，记这样的数据没有意义，然后慢慢就忘了，但是大头，比如几百几十我依然记着，但是次数太少，实际金额依然不值一提，只不过我可能永远也忘不掉了。
我为何维护那样谎言，我相信吗？不是。我需要那个谎言保护自我认同吗？不是。而是我没有办法。不然怎么办呢，这是最现实可行的办法，虽然每一次诉说都是在自戕。
难道，我要戳破这个谎言吗？我跟谁说，谁又会听我说。只会因此造成二次、三次伤害，我将愈加的孤立无援。
实际上，不需要我说，脑子正常的都知道我孤立无援，可是没有人伸出过援手，更有甚者还利用这种进行PUA。我必须成长到无人可以伤害我时才能诉说，才能戳破谎言，才能控诉，才能指控，这时不管形式如何，也许依然是祥林嫂式的——习惯导致，可内核早就不同——我不可能再受伤，目的早就不同——疏解、疗愈、梳理、记录、正名、承认、看见。我必须攒够足够了能量、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足够的视角高度，这一切才能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成行。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在小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拍了一些证件照备用，有一次老师要求带到学校，我忘记带了，也没敢说，等老师叫到我的时候才告知，我以为免不了一顿责罚，但是老师的本能反应是——这孩子怎么这么老实、赶紧回去取啊，全是对我这么老实的不可思议与诧异，以及告知我解决办法，没有一点责怪的姿态和倾向，我才知道正常人对待孩子是这样的姿态。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老实，他无意识的念了好几遍。
他诧异的是我没有找他请假回家去取，而是他叫到我了才说，而那个事情对我很重要，所以他才诧异——这么重要的事情，这孩子竟然还这么被动。
所以说，时代的扭曲并没有扭曲所有人，不然以那个老师的年纪显然经历过扭曲年代，但显然没有扭曲，也就是说生在同一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病变，自然也就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疗愈。至于为何会病变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可是时代滚滚向前，没有人会等你。
它们为什么会病变，别人为什么还健康，因为生态位不同，而生态位不同是系统设计和钳制的结果，它们的病变是必然，至于在病变还能保持相对健康，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理论上有可能，但是即使是现在的我也做不到，而我的认知和物质平台是他们没法想像的，因此把这种期待强加在它们头上是苛刻的。我虽然控诉它们，只是为了疗愈，这是我的课题，不是为了责怪。其实恰恰是我知道它们病变的形成机制，才能做到现在的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