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常说一个人“会赚钱”，往往只有一个衡量标准：
他赚了多少。
一年赚10万元，不如赚100万元；赚100万元，又不如赚1000万元。
可是学过经济学，我才知道，仅仅看数字远远不够。
有两个人都赚了100万元。
第一个人研究出一种新设备，使原来需要10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5个人就能完成；产品更便宜了，企业提高了效率，他因此赚到100万元。
第二个人什么产品也没有发明。
他只是掌握了一项别人必须经过的审批权，或者通过关系拿到了某种排他性的经营资格。别人想做这门生意，就必须先经过他。
他同样赚了100万元。
从银行账户看，两人的100万元没有区别。
可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真的一样吗？
显然不是。
第一个人的财富增加，同时让社会获得了新的生产能力。
第二个人得到100万元，却可能只是把原本属于消费者、其他企业或者公共部门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这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
赚钱，并不天然等于创造财富。
有些利润是社会奖励创造者的方式。
有些收入则来自垄断。
还有一些财富，来自一个经济学中非常重要、却又非常容易被普通人忽视的词：
寻租
理解这三个概念——利润、垄断和寻租——可能会让我们重新认识现实社会中很多看起来“特别赚钱”的事情。
一、利润本身不是罪恶
前面的文章里，我们已经讨论过：
市场经济最奇妙的地方之一，是它可以把人的自利动机变成创造公共价值的动力。
一个人想赚钱，怎么办？
正常情况下，他必须先想办法：
生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
提供别人需要的服务；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质量；
或者发明过去没有的东西。
消费者觉得：值。
才愿意把钱给他。
于是企业获得利润。
所以利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它告诉社会，什么东西值得继续生产
一家餐馆天天排队。
老板赚钱。
于是别人发现：这里有需求。
更多餐馆出现。竞争开始。
消费者得到更多选择。
一家企业发明一种更便宜的电池。
赚得很多。
资本于是流向这个行业。
更多企业研究电池。
技术继续进步。
因此，一个正常的市场里，利润不仅是企业家的收入。
它还是一种： 价格信号。
它在告诉资本：这里有人需要，这里值得投入。
如果完全不允许企业获得利润，谁还愿意：
承担失败风险，研究新产品，投资新工厂？
所以我越来越不赞同一种简单观念：
“资本家赚钱多，就是从工人那里拿走得多。”
事情远比这复杂。
真正应该问的是： 这个钱，是怎样赚来的？
二、同样是一百万：一种是在“做大蛋糕”，一种只是在重新切蛋糕
想象一个村庄一年只能生产100万斤粮食。
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灌溉技术，粮食提高到120万斤。
这个人靠出售设备赚了很多钱。
社会财富发生了什么？
原来100万斤，现在120万斤。
蛋糕真的变大了。
这种收入可以叫： 创造型收益。
但是另一种情况呢？
粮食仍然只有100万斤。
村口突然出现一个人，说：
从今天开始，所有粮食进出村子都必须经过我，我每斤收一毛钱。
他一年也可以赚几十万元。
可是社会粮食没有增加，技术没有提高。
只是粮食从生产者送到消费者手里的过程中，被截走了一部分。
这就是另外一种收入： 转移型收益。
现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思想实验给了我们一个很有用的判断标准：
一个人收入增加的时候，社会同时有没有增加新的价值？
并不是所有收入都一定属于前者或者后者。
很多现实活动介于两者之间。
但只要掌握了这把尺子，我们看经济现象的眼光就会发生变化。
三、什么叫“租”？它并不一定是坏东西
这里要讲一个经济学概念：
经济租
这个“租”，和我们平常租房子的“租金”不是完全一回事。
简单理解：如果一种资源很稀缺，而你恰好控制了它，那么它就可能给你带来超过一般竞争水平的收益。
比如：市中心最好的一块土地；一个极为稀缺的矿藏；一种受专利保护的新药；一个世界顶级运动员的独特能力。
这些资源都有稀缺性，所以产生高收益，并不奇怪。
经济租本身也不必然意味着腐败。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这个稀缺性究竟来自哪里？
是天然形成的？是创新创造出来的？
还是有人故意把市场入口关起来以后，人为制造出来的？
从这里开始，就进入垄断问题。
四、垄断为什么厉害？因为消费者失去了“走人”的权利
市场有一个极其简单却非常强大的监督机制：
不买
一家饭店难吃。我不去。
一部手机又贵又差。我买另一家。
一个平台服务不好。如果存在替代品，我换平台。
企业最怕的，其实不是消费者批评。
而是： 消费者转身离开。
所以竞争迫使企业：
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不断创新。
可如果消费者没有选择呢？
一个市场只有一家企业。
或者理论上有很多家，但实际上消费者只能向指定一家购买。
企业突然轻松多了。
饭难吃？你还是得吃。
价格高？你仍然得买。
这时候，企业获得的超额收益，就可能越来越不像创新的奖励，而更多来自：
消费者缺少选择。
这就是垄断最值得经济学警惕的地方。
当然，并非所有垄断都应该简单消灭。
电网、供水之类具有自然垄断特征；
专利在一定时间内给予发明者排他收益，本来就是为了鼓励创新。
所以真正的问题仍然是：
它为什么能够赚这么多？
五、比垄断更加有意思的是“寻租”：不创造更好的产品，而去争夺那扇门
假设一个企业家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条：花500万元搞研发。
产品做得更好。消费者喜欢。然后赚钱。
第二条：拿出其中一部分资源建立关系。
最后获得一种特殊资格：只有他的企业可以经营。
哪条路更赚钱？
如果第一条更赚钱，社会中的聪明人就会研究：
技术，产品，管理。
如果第二条更赚钱，
聪明人就会研究另外一些东西：
谁有审批权？怎样接近他？怎样拿到指标？怎样排除竞争者？
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发生了：
人的聪明才智并没有减少，但使用聪明才智的方向变了。
经济学把为了获得或者维持某种特殊收益，而把资源用于影响权力配置的活动称作 寻租 。
OECD把公共采购中的某些腐败行为也放在这一框架下理解：参与者并没有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福利创造相应的新价值，而是通过影响合同和行政决策，把社会资源转向自身。
所以寻租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只是：有人拿了一笔回扣。
而是： 整个社会开始奖励错误的能力。
六、为什么权力特别容易产生租金？
因为现代政府天然掌握着大量稀缺资源。
土地。矿产。项目。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经营牌照。特许经营权。公共学位。医疗资源。
这些东西当然必须有人管理。
问题是，只要出现三个条件：
资源稀缺；决策权集中；信息和程序不透明；
租金就容易出现。
比如一块土地值一个亿。
但谁能以什么价格拿到它，由少数人决定。
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巨大价值。
一个工程价值5000万元。
到底由甲公司还是乙公司承包？
仅仅这个决定，也具有价值。
于是： 掌握资源的人，不需要亲自创造产品，单是“决定把资源给谁”，就可能拥有可以变现的权力。
公共采购之所以成为全球反腐败的重点领域，就是因为金额大、交易复杂、政府与企业直接接触，而且从需求论证、招标到合同执行整个链条都可能产生利益冲突。OECD长期把公共采购视为政府活动中腐败风险特别高的领域。
这也帮助我重新理解现实中很多事情。
七、为什么一个地方总在“上项目”？因为项目不仅创造建设，也创造了可分配的利益
我们前面写过：
《地方政府为什么总想上项目？》
当时主要讨论：
GDP、土地财政、地方债、政府激励。
现在再看，会发现还有另一面。
只要一个项目启动，就意味着：
设计，土地，材料，设备，施工，监理，采购，验收。
也就意味着：一连串合同。
于是项目既可以创造公共价值，也可能创造大量可以被争夺的利益。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工程都有腐败。
更不能把每一个广场、每一座公共建筑都视为寻租。
但一个基本事实是：
公共项目越大，资源配置权越集中，又越缺乏公开竞争和事后绩效评价，寻租风险就越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会出现令人困惑的现象。
真正需要解决的可能是村民就业。
最后最容易落实的，却是：
建一个扶贫车间。
真正目标是改善乡村文化生活。
最容易形成成果的是：
建一座文化广场。
目标是群众休闲娱乐。
最后醒目的成果变成：
几个城市边缘的公园，耗资巨大的人工湖泊。
目标是社区治理。
于是各社区建设功能齐全的群众服务中心。
如果这些设施：
人流密集，服务真实，
当然就是有价值的公共投资。
但是如果几年以后：
厂房闲置，广场少人使用，中心主要用于迎检参观，
那么就必须追问：
我们当初真正投资的究竟是人的需要，还是项目本身？
这不是凭空的担忧。
审计机关近年在乡村振兴审计中已经公开发现过项目建成后闲置、形象工程、违规举债、补贴被截留或骗取等问题。
所以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创造财富，不能只看：建了没有？
更应该看： 三年以后，还有多少人在使用？
八、教育领域为什么适合观察“租金”是怎样产生
教育看起来离商业很远。
其实恰恰因为它拥有很多不能自由交易的稀缺资源，所以特别值得观察。
比如： 优质学校的学位。
如果一个县里最好的学校只有100个额外学位，
却有500个家庭都希望进去，
那么这个学位本身就产生了稀缺价值。
正常的公共制度应该回答：
按照什么规则分？
学区？随机派位？公开考试？是其他合法、透明的规则？
但是如果最终变成：某个人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那么一扇门就出现了。
家长真正购买的可能不再是：
教育服务。
而是： 进入那扇门的资格。
这就非常接近寻租结构。
也正因为如此，教育部2026年的“阳光招生”仍明确禁止招生环节收取“择校费”“意向金”，也禁止把录取和“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赞助挂钩；义务教育继续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为什么政策要反复强调？
因为优质公共学位一旦可以用钱购买，就会发生一个根本变化：
公共教育权利被价格化。
于是：
有关系的人可以获得机会。
而如果只是把地下钱变成“公开收费”，又可能变成：
有钱的人获得机会。
这都不是公共教育真正应该追求的公平。
九、试卷、习题集与教学资料：一笔很容易被忽略的“教育租金”
学校里还有一种非常不起眼，却存在了很多年的生意：教辅资料。
试卷。习题集。复习资料。考试辅导书。
一套真正优秀的教辅资料很有价值。
特别是高中阶段，为了高考复习，教师需要大量训练题、模拟试卷和专题资料。出版社编辑内容、教师参与编写、企业印刷发行，都需要成本，也应该获得正常利润。
问题并不在于： 学生买了辅导书。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
学生为什么买这一套，而不是另一套？谁拥有决定权？
一个普通消费者去书店买书。
觉得不好，不买。觉得太贵，换一本。
可是学生购买教辅时常常不是这种状态。
如果学校统一使用某套资料，老师每天在上面布置作业，课堂按照这套资料讲解，
那么理论上的“自愿购买”，在现实中很容易变成：
不买就很难正常参加学习。
于是，一套原本普通的商品突然拥有了一种特殊价值：
学校赋予它的统一使用权
只要一个年级有1000名学生，一本资料50元，就是5万元销售额。
一所学校十几个学科、几个年级，再乘以大量试卷、复习资料，就可能形成规模相当可观的市场。
这时候，书商真正争夺的往往已经不仅是：“我的书是不是最好”。
还可能是： 谁来决定学校使用哪一本。
于是：出版社、书商、学校管理者、教师之间就可能产生另一种经济关系：
返点。
也就是俗称的：回扣。
这笔钱究竟从哪里来？
假设一本教辅定价60元。
大量采购后，发行成本远低于60元。
书商可以给学校相关人员一定比例的返点，同时自己仍然赚钱。
那么这个返点归根到底来自哪里？
最终还是来自： 学生家庭支付的60元。
换句话说：
学生购买教材教辅产生的规模采购优势，本来完全可以表现为：
一本60元的书卖50元。
结果却可能变成：
仍然卖60元，其中一部分成为销售利润，另一部分成为某种返点。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规模采购创造出的利益，究竟应该属于谁？
我认为答案首先应该是： 学生。
因为正是数百、数千名学生集中购买，创造了出版社和发行商降低成本的条件。
因此，如果批量采购可以获得20%的价格优惠，最自然的结果应该是：
学生少付20%。
而不是：学生仍然按照原价购买，那20%变成另一部分人的收入。
能不能干脆把返点公开，变成学校公用经费？
直觉上，这似乎是一种进步。
与其：校长拿一点，教师拿一点，中间人拿一点，
为什么不规定：全部进入学校账户？
学校不是正缺钱吗？
拿来：修桌椅，买实验用品，组织学生活动，
至少比进入私人腰包好。
单纯比较这两种结果：
当然是公开进入公共账户更好。
但是继续推演一步，就会发现问题。
假设学校规定：每卖一本教辅，可以获得10元公用经费。
那么学校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财政激励： 让学生多买书。
一本不够，两本。一个学科不够，多配几套。
资料价格越高，学校可能得到的钱越多。
本来应该判断：学生到底需要多少资料？
最后却可能变成：多征订一些，可以增加学校收入。
于是学校经费越困难，越可能依赖学生购买教辅来筹集资金。
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
也正因为如此，现行《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基本规则是：
学生购买教辅应当坚持自愿；学校可以为自愿购买推荐目录内教辅的学生统一代购；但学校 不得从中牟利 。
目录外资料原则上由家庭自行购买，学校不得统一征订和代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进入学校推销教辅。
教育部在解释这套制度时还明确指出，从代购教辅材料中收取回扣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被纠正并追究相关责任。
这套规定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原则：
学校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规模采购，却不应该成为靠学生购买教辅赚钱的销售渠道。
那么，规模采购产生的好处究竟应该怎样处理？
最合理的办法其实并不复杂。
如果批量采购能够让出版社和发行商降低成本，
就把这种优势直接变成： 更低的学生购买价格。
原价60元，批量采购实际可以50元完成，学生就按50元购买。
甚至一些使用周期较长的资料，可以：
学校购买，图书馆保存，学生循环使用。
这样，问题就变成：
怎样用最少的公共资金，让学生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学习资源。
教辅问题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那几块钱回扣
如果只是一本书返点五元，似乎微不足道。
但一旦形成稳定规则：
谁能够决定使用哪套资料，
谁就能够带来几百、几千甚至更多稳定购买者，
那么： 教辅选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
于是原本应该依据内容质量、学生需要、教学效果作出的专业判断，
就有可能受到另一种因素影响：
谁给的利益更多
这个变化才真正危险。
因为此时受到损害的已经不只是家庭多花了几十元。
更可能出现：
真正优秀的资料未必能够进入学校；
最善于经营关系的发行商反而获得市场；
教师和学校对资料质量的判断受到商业利益污染。
这与政府采购中的寻租机制几乎完全一样：
本来应该竞争的是： 产品。
最后竞争的却可能变成： 谁能够影响决定产品的人。
所以教辅材料看起来只是一摞不起眼的试卷和习题册，
背后却再次说明了本文反复讨论的那个问题：
一个人赚到的钱，究竟来自把东西做得更好，还是来自控制“别人必须买谁的东西”这项权力？
如果是前者，它是值得鼓励的利润。
如果越来越依赖后者，我们就又回到了： 寻租。
十、校园餐的问题：这里也值得研究“公共收益到底去了哪里”
再看学校食堂。
一个有几千名学生的学校，每天产生非常稳定的餐饮需求。
几千名学生需要集中采购：
米、面、肉、菜。
规模经济非常明显。
理论上：规模越大，单位采购成本越低。
这本来应该产生一种： 规模红利。
那么这份红利应该属于谁？
我认为首先应该属于： 学生。
表现为：
同样的钱吃得更好，或者同样的饭收得更少。
可是如果学校把几千名学生事实上变成一个封闭市场，再把经营权交给一个企业，
那么经营权本身就有巨大价值。
尤其在走读学生事实上也缺乏真实退出权的情况下。
这时候企业赚的钱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
管理、组织、承担食品安全风险、提高效率之后应得的合理利润。
完全合理。
另一部分则可能来自：
消费者被锁定、竞争不足、经营权本身具有排他性。
这就具有一定的： 垄断租金性质。
全国层面的治理实践说明，这个领域的利益风险并非理论想象。2024年的“校园餐”专项整治中，监察机关查处了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3.8万件，处分2.3万人。
所以真正应该问：
一所学校的食堂，究竟应该首先被看成一个赚钱项目，还是一项公共教育服务？
十一、财政困难时，能不能把校园餐利润变成学校公共收入？
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直觉上会觉得：
与其让学校食堂经营产生的巨大收益落入私人腰包，
为什么不公开经营，
利润归学校，用来修教室、买图书、补充公用经费？
从公共财政角度说，这个想法比私人瓜分当然前进了一步。
但是仔细推演，又会发现新的问题。
一旦规定：
学校吃饭的人越多，学校赚的钱越多，
学校自己就获得了强烈激励：
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在学校吃饭。
于是原来应该服务学生的制度，
可能慢慢变成：
学生负责给学校创造收入。
所以，现行教育政策实际上走的是另一条路线：
校园食堂原则上强调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教育部的膳食经费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学校饭菜定价遵循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自营食堂的结余应转入下一年度继续用于改善学生伙食，不能拿去发教职工福利或用于其他学校支出。食堂财务、采购价格、收入、支出和结余也应公开。
2025年的大宗食材管理制度再次强调食堂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并要求公开食堂收支、采购、承包企业等信息。
从经济学角度看， 这个原则是有道理的。
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确实应该解决。
但最合理的解决方式，不应该是把学生变成学校的利润来源。
而应该是： 让校园餐的规模红利回到学生，同时由财政制度解决学校办学经费不足。
否则就容易从一种寻租，滑向另一种激励扭曲。
十二、那么，“把私人租金变成公共收入”这个想法是不是完全错了？
倒也不是。
恰恰相反，这是现代公共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但是必须区分不同资源。
比如：
公共停车位；景区经营权；矿产资源；土地开发权益。
某些商业性公共物业；特许经营权。
这些资源本来就可以产生经济租。
与其让租金通过关系网络私人化，
更合理的办法往往是：
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竞争性特许经营，
让一部分资源稀缺收益进入公共财政。
也就是： 把公共资源产生的租金公共化。
但是有一些基本公共权利不能这样做。
例如：高等教育学位。
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说：
名校学位很稀缺，那就公开拍卖。
谁出100万元谁上优质大学。
从财政角度看：确实增加收入。
但它改变了公共教育的性质。
所以， 不是所有地下租金，都应该简单通过“公开收费”合法化。
第一步永远应该问： 这个东西本来应该由价格分配吗？
如果应该：
就让价格透明、竞争充分，并让公共资源收益合理进入公共财政。
如果不应该：
就必须找到公开、公平的非价格分配方式。
这是我现在对“把灰色收益变成公共收入”这个设想更完整的理解。
十三、真正危险的，是公共资源既没有让公众受益，也没有进入公共财政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一种状态。
假如公共资源形成100万元额外价值。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通过更低价格、更好服务回到居民。
很好。
第二种：合法透明进入财政，用于公共服务。
也可以。
第三种：进入关系人、中间人、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的私人账户。
这时候：
公众没有得到服务改善；
公共财政没有增加；
只有私人获得收益。
社会真正损失的不只是100万元。
还有：
公平，信任，竞争。
以及更加隐蔽的： 资源配置效率。
因为下一次大家就会发现：
真正值得争夺的不是怎样把产品做好。
而是：怎样成为那个能够决定100万元归谁的人。
十四、寻租摧毁的，是一个社会对人才的奖励机制
这也是我认为很值得重视的一点。
假如一个年轻人发现：研究十年技术，可能只能获得普通收入。
可是搞清楚：谁掌握项目，谁决定采购，谁能批土地，谁能安排经营权。
却可能迅速获得财富。
他会怎样选择？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理性的。
于是越来越多聪明的人开始研究：
关系，身份，审批，资源分配。
这让我想到前一篇写过的“社会精神能量”。
一个人如果把大量精神能量消耗在焦虑和内耗中，
生命力量并没有消失，只是没有转化成成长。
一个社会如果把大量聪明才智用在：
寻租，关系竞争，权力博弈，
同样如此。
于是形成一种非常不幸的损失：
被瓜分的不仅是今天的财富，还有明天可能被创造出来的财富。
十五、为什么乡村工程、社区项目的浪费，也属于这一问题？
因为寻租和低效投资经常互相强化。
有时候，一个项目并不是因为群众最需要才出现。
而是因为：有专项资金，必须找项目承接。
于是开始：建广场，建厂房，建活动中心。
工程本身完成了。
施工企业拿到钱。地方完成了任务。
但是几年以后：没人用。
这里面未必存在个人腐败。
可能只是：
行政激励，项目制财政，信息错误。
但是如果再叠加：
工程利益、供应商关系、回扣，
项目上马的动力就会进一步增强。
于是出现一种非常危险的结构：
项目越没必要，真正使用者越没有动力推动；反而最想推动它的人，可能是能从“建设过程”获益的人。
结果就是：项目的“建设价值”逐渐超过了项目的“使用价值”。
这可能是很多面子工程最值得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的地方。
十六、我们究竟怎样判断一个人赚的是“利润”还是“租金”？
现实当然不会有那么清楚的标签。
但我觉得普通人可以问四个问题。
第一：如果没有行政保护和特殊关系，他还能赚这么多吗？
第二：消费者能不能自由说“不”？
第三：其他竞争者能不能公平进入？
第四：他的收入主要来自提高产品价值，还是来自控制一个稀缺入口？
如果回答越来越倾向后者，
我们看到的就越来越不像正常利润，
而越来越接近：垄断租金或者寻租收益。
这四个问题也许比简单问：“他是不是有钱人？”
重要得多。
十七、好的制度不是不让人发财，而是让“创造”比“寻租”更值得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担心有人发大财。
企业家发明了改变世界的产品，当然可以获得巨大财富。
科学家创造新技术，应该得到回报。
劳动者技能提高，应该获得更高工资。
甚至资本承担巨大风险，理应获得收益。
真正应该警惕的不是： “有人赚得太多。”
而是：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赚得多？
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主要奖励：创新、效率、知识、服务，
那么聪明人会不断创造新财富。
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奖励：垄断、关系、审批权、公共资源控制权，
那么聪明人就会越来越投入争夺现有财富。
这两个社会表面上都可能拥有很多富人。
但未来完全不同。
一个不断： 把蛋糕做大。
另一个越来越擅长： 争夺切蛋糕的刀。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不能只研究：谁有多少钱。
还必须研究： 他的钱是怎样来的。
利润、垄断和寻租，看起来都能让一个人的银行账户增加。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
一种财富增长告诉我们： 有人创造出了新的价值。
另一种则提醒我们： 有人只是找到了一扇可以收费的门。
真正好的制度，不应该把所有的门都交给政府，也不应该天真地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一切。
它真正应该做的是：
尽可能减少人为制造的门；
必须存在的门，规则公开；
能够竞争的领域，让竞争发生；
属于公共资源产生的收益，让公众分享；
不应该商品化的公共权利，不让它被权力或者金钱私下交易。
最终，让一个年轻人在思考“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时候，
最值得选择的道路不是：
认识哪个人，获得哪个指标，控制哪扇门。
而是： 我能创造什么别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这样选择，利润就不再只是私人财富，它会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创造财富的动力。
而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控制一扇门比创造一个新世界更赚钱，
那么我们真正失去的，绝不仅仅是几笔公共资金；我们失去的， 可能是整个社会本来可以拥有的创造力 。
而接下来的问题也就出现了：
现实中明明已经有招投标、有财务审批、有集体决策、有招生制度、有食堂管理制度，为什么很多时候，真正起作用的却仍然是另一套人人心知肚明的规则？
下一篇，我们将继续推开这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