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止了十一年的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在1977年冬季得到恢复。当年有2000多万考生报名，经过各省的初选考试，最终全国统考共有560多万人参加，正式录取26万名77级大学新生（包括扩招）。录取率4.7%。如果按初选考试人数计算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真正的百里挑一。
我们老三届的大龄生报名时就受到限制，能参加了统考的人得分又都较高，但除了师范院校被规定要按比例录取部分大龄生外，其他院校很少录取大龄生。虽然后来扩招了一批，但大龄生录取线要比年轻的高近100分（总分400）。
我当年考分332分，另外数理化有20分附加，我还得了17分。全市录取考生中数学第一名的侯凡和理化第一名的我，都是等到扩招才被录取的。我们班上大龄生占绝大多数，考试成绩都很优秀。
进校后和76级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参加军训，77级的风气明显高于76级，但被他们称为“岀土文物”。
这个称号虽然有点不怀好意，但我觉得还是蛮贴切的。首先“岀土”的肯定不是当代的，我们是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到77年才上大学，是有点隔了年代；再说“文物”多少带着文化气息，比靠交白卷就能上大学要好得多！如果称77级学生是当代路边的残砖破瓦，才令人生气呢！所以，我们不生气，反而更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
77级学生的风气好，学习刻苦，尊敬师长，成绩优良，是有目共暏的，多次受到学校领导表扬。
不过我们大龄生学习过程的艰辛是外人很少了解的。
我们进校时校舍都没有，开始借用如皋师范的教室和宿舍，上课连教科书都不全，高等数学课本两个人合用一本。实验室沒有，物理实验不能做。78年下半年讨回了原南通师专的部分校舍，搬到南通三里墩，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善。
但是，大龄生的困难主要在于多数人入学时已经成家，拖儿带女，自己是家中的主要劳力。学校虽然发给我们每月17元生活费，但家里的人也要生活，还有农活要做，多数人不得不每周都在学校和家庭两地之间奔波。
我们班上的杨敬北同学，家庭在海安县城北边几十里，距离南通三里墩近二百里，每周六都要骑自行车回去，要花六、七个小时。消耗大量体力后，到家还要下田劳作，干家属力不能及的重体力活。周日，最多周一还要再骑车赶回学校。
马广健同学家中有四个女儿，爱人在家又要种田，又照顾小孩，根本忙不过来，他也是每周要骑自行车奔波近三百里，回去干重农活。
储玉平同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的十七元生活还要省下一部分，带回去补贴家用。自己从家中带些咸莱、罗卜干到校当莱吃。每周他也是必须要骑自行车回家干活的……。
我们班上只有三个年龄小的，其他都各有各的困难，每到周六，宿舍里基本上空无一人。
想到这些，我不禁流下眼泪。我也是每周必须两头奔波的学生之一。我由于外出养蜂，经济上比他们宽裕一些。但那个挂名的集体蜂场在移交给队里时，我留下几箱蜂放养在如城郊区，也有点收入补贴补贴。所以必须每周回去管理。……
我们班的辅导员顾老师能体谅到学生的苦衷，網开一面，尽量给予便利，大龄生有的超假到周一才能回校，上级不追，他也不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真正严格执行校规，我们就更困难了。
物理77级（2）班就有个大龄生家里很困难，他那个时候就很有经济头脑，周六买了些猪脚爪，准备贩到上海去卖。这个是上海人很欢迎的东西，可以赚到不少的差价。不知什么地方疏忽，被学校领导知道了。物理科彭书记是个转业军官，批评这个同学多次，还坚持要给记过处分。后来沈主任做了工作，觉得处分了学生，留在档案中，就会影响到一辈子的前途。在沈老师劝说下，就没有再处分。
其实我们的同龄人，现在出名的企业家、玻璃大王曹德旺，70年代也是在干“投机倒把”跑上海的勾当。他小学毕业，没有上大学机会，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现在他干的事业谁人能比？
这个同学当时就有这样的经济头脑，如果不受打压，又有合适的发展环境，说不定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也是个能和曹德旺比肩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