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许多研究都是对薛凤祚某个侧面的研究,综合全面的研究文章一直比较少。

薛凤祚的独具特色的会通模式和准哥白尼体系的使用开创了我国科技之先河，特别是薛凤祚的历法思想、易学思想、医学思想等都极具开拓性和前瞻性，另外，薛凤祚的水利思想、数学思想既继承前人又有所改进,薛凤祚的历法会通梦想得到了后世极高的评价。

西北大学“211工程”经费资助项目唐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考释则对薛仁贵曾孙薛夔和薛氏家族与朝鲜南氏家族的渊源进行了科学的考证。

《南单德墓志》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志文记录了朝鲜半岛南氏家族在高句丽灭亡后,南狄、南于、南单德三代在大唐做官的经历,志文重点叙述了南单德在大唐讨伐"两蕃"以及安史之乱中的功绩以及与薛仁贵曾孙薛夔的世交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水静对河南洛阳出土《薛府君夫人张氏墓志》和《薛文休墓志》进行了详尽考释，填补了当代河东薛氏南祖房研究的空白，该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代十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认可。

广东著名文化学者江马铎，历时一年多对潮州庵埠薛陇明清古建筑进行了系统摸底和研究。

南开大学学者任锋重点研究了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中庸观。

薛季宣对"中庸"观念的独特诠释,体现出理学思潮对他的影响,但他不赞同形而上学的探讨趋向，他开拓出一种以格物实践为本位、重视"时中"的中庸观,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学根据,并在学理上促进了经制之学的形成。"时中"中庸观是薛季宣思想的核心理念。 

四川省宜宾文化馆邓沛、王颖等学者针对薛焕其人与宜宾赵场薛氏家族牌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山西运城学院郝星久先生对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远祖和世家族系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通过上述分析梳理，可知学界对隋唐以来河东薛氏家族史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和专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做到了由微见著，起到典型研究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替代从宏观上对薛氏家族的整体研究。

应该承认，上述学者的研究大大推动了隋唐以后薛氏家族的研究。近代学界以地方志、家谱、明清学者文集中所涉及的薛氏家族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史料分析、计量统计等方法，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以求把握薛氏家族发展的整体状况，并以薛氏家族发展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切入口，探讨形成这一发展状况的原因，并考察薛氏家族对中国各个区域社会的影响。

按照古法规定，家礼只能祭祀祖、考，不能祭祀始祖、先祖。 明代中期以前，一般家族在祠堂祀祖时，从人情出发，从维系族人角度出发，不仅祭祀祖考，还祭祀高祖，甚至祭祀始迁祖。

到了明代中叶，情况发生变化。

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根据民间存在的家族祠堂祭祀始祖的事实，专门上《请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奏议：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

嘉靖皇帝听从了夏言的建议，下诏允许天下臣民祭祀始祖。

历代《薛氏家谱》中关于始祖和始迁祖的记载较多。

根据《中国家谱总目》和《清代硃卷集成》有关薛氏家族情况的记载，可以将薛氏始祖生活时代进一下的分类。

在已知家族始祖具体情况的138个家族中，明确知道始祖时代的有118个大的直系家族。其中以北朝和隋时期最多，占总数的85%，其次是唐代，这与本身朝代存续长短有关，也与各个朝代关于家谱的思想有关。

在宋代之前的朝代中，由于时间长远，而且往往由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国家设有图谱局，责令史官掌管其事，因此注重对大家族的记载，以致于缺少其他家族始祖的具体记载。

宋代，旧式谱牒制失去其价值，家谱修纂发生很大变化。 同时，随着科举制和私有制的发展，科举官僚家族及平民家族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家族开始注重修谱，于是有了更多的关于始祖的记载。已知薛始迁祖职业身份的有540多个，主要是从政为官者和学者，其中不乏历史名人。

家族以历史名人作为始祖，可以突出其与其他家族的不同，增加本家族的自豪感；还可以以始祖成就或精神为号召，团结广大族人，发展壮大家族规模。

清代末期，薛氏家族有近90个始迁祖无具体官职或学术身份，只是普通人，也可以反映出家族平民化，不一定只有世家大族或者官僚家庭才可以修纂家谱，平民家庭也开始关注家族历史和传承。

家族中始迁祖与该家族的迁徙密切相关，其所处的时代就代表着家族迁徙的时间，从其中的经历上可以看出一个家族迁徙的原因。

根据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等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三次人口南迁，第一次是永嘉之乱，持续到南北朝，前后共二百年。 中原百姓分三路南迁，其中东路就是沿淮河到扬州，南京，再过长江到苏南浙闽粤一带。

第二次是唐代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一直到五代。

第三次则是宋代的靖康之难，都城南迁到杭州，百姓也大量迁移。

三次大移民中，河南、江苏、湖北、安徽、江西都是必经之地或落脚之点。而每次朝代更迭，战乱频繁，又都会造成人口迁移。

探析薛氏家族历代的迁徙路线，与宋初、元中期和明初朱元璋对江南的高压政策有关。

元末明初，张士诚凭借江南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朱元璋抗衡。

明太祖朱元璋在打败张士诚后，大量迁移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到濠州和南京，建文帝、明成祖时期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历时五十余年。

这一强制迁移措施使得江南各个家族大量外迁，其中不乏薛氏族人。

分析薛氏家族迁徙的原因，大体有以下三个因素：职业、婚姻与家庭、环境与心理。

环境与心理因素主要包括因避难而迁，因明初奉召而迁，因居处毁坏来迁。因避难而迁。

根据初步整理发现，薛氏家族迁徙各地的时间很分散，但是又有一定的集中性，同时迁徙的原因也不一，既有其自身原因，如作官、求学、婚姻等，但是更多的是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在宋代高宗南渡时，河东薛氏有部分家庭也随迁移到江南，并在此生根。在元末明初的战争环境下，人们为了避乱迁徙。

明初迁徙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统治者的强制迁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