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联合日报》（政协山东省委员会主办）2018.03.10
陶渊明，东晋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生于公元365年，卒于公元427年，享年63岁。
纵观陶渊明的人生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读书、出仕和归隐。而在其出仕生涯的13个年头中，第一步便是出任江州祭酒，州祭酒就是主管一个州的文化教育事业。
公元393年，时年29岁的陶渊明忽然受到时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邀请，要其出任江州祭酒。这王凝之便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其书法得其父真传，写得一手流丽洒脱的行书，但其声望和品行却远不及其父兄，亦懒于政事庶务。其妻谢道韫,就是当年指挥淝水之战的风流名相谢安的侄女，有“咏絮才”之美誉。
由于陶渊明的诗文风格很受谢道韫的欣赏和推崇，因此她便有意结识这位五柳先生，于是建议丈夫王凝之在州衙门里给陶渊明安排个位置。而王凝之也想借陶渊明的才识来壮大自己在江州的声势，便答应了下来。
素怀大志的陶渊明虽早已耳闻官场内的乌烟瘴气和尔虞我诈，但出于生计还是接受了。初为祭酒的陶渊明踌躇满志，不久便结合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施政方案：
一是设置义学，普及教育。
当时，无论国学还是私学，受教育者都须交纳极其昂贵的教育费用，这就使穷苦人家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只能望“学”兴叹。而陶渊明所提倡的“设义学”，从根本上讲就是让学生享受免费的教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这样就可以帮助广大寒门子弟完成学业，以利其修身行事。
二是讲授“六经”，以利教化。
所谓“六经”，就是六部儒家经书，包括《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和《春秋经》，也称“六艺”。讲授“六经”就是用儒家为人从政的思想去培养人、教育人，让他们出可以为君王谋事，入可以替父母分忧，从而有利于地方教化。
三是举贤任能，澄清吏治。
当时，在选拔人才上仍采用曹魏时期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但此时它已暴露出种种弊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现象，公卿之官只能出于公卿之门，严重影响了政治的清明。所以，陶渊明认为应恢复曹操所提倡的“唯才是举”的做法，即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及高才异质”者均可选用，为社会选拔出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
四是尊古抑今，有所扬弃。
当时社会郑声盛行，所谓“郑声”，就是指一些淫靡的乐曲和诗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一些不健康歌曲。这种郑声大作、艳曲泛滥的局面给纯朴的民风和整个国家都带来一定蛊惑性的破坏，被众多有识之士视为亡国的靡靡之音、乱世的罪魁祸首。陶渊明认为，教化大业必须尊奉“古乐”，即周代的礼乐文化，使音乐之美建立在符合礼仪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以文风正士风、以士风正政风、以政风正民风。
可是，陶渊明的施政方案一出台，便立刻遭到了当权者的“狂轰滥炸”。说“设义学”是耗费资财、别有用心；说“举贤能”是违反王法，属无端异说；而对于尊“古乐” 、远“郑声”则更是振振有词。有位故老竟至毫无掩饰地向陶渊明直接发难：“请问陶祭酒：不知你《闲情赋》中‘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之语算不算郑声之类！？以老夫所见，如此描述实在不雅，不雅之至啊。”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愿化作她上衣的领襟呵，承受她姣美的面容上发出的香馨，可惜罗缎的襟衫到晚上便要从她身上脱去，长夜黯暗，只怨秋夜漫漫天光还未发白！愿化作她外衣上的衣带呵，束住她的纤细腰身，可叹天气冷热不同，变化之际又要脱去旧衣带而换上新的！的确，如果说故老们的前几项非议纯属用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的话，而其《闲情赋》确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叹惋。
南朝·梁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意思是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文，爱不释手，我崇拜他的品德，恨自己没有和他生活在一个时代。所以搜集校正他的作品，简单的作了一个集子。白色的玉璧也存在瑕疵，他的作品的瑕疵只有《闲情》赋，扬雄所说的作品要起到劝百讽一的作用，如果没有劝谏世人的作用，何必写出来呢？可惜啊！陶渊明不写这篇就更好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陶渊明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今天的我们亦不能如《春秋》那样只去“责备贤者”，这只是因陶渊明颇具盛名，一言一行皆为人所知罢了。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但最终，那一饱含陶渊明心血、寄寓陶渊明理想的教育改革方案还未及施行便在众口铄金的“声讨”中被江州刺史王凝之付之一炬了。
但历史是公允的，虽历经1600余个春秋，但我们还是记下了那个未始而终的改革方案、记下了那位曾出任祭酒的东晋大隐——陶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