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重点讨论法度与刑赏的关系，商鞅认为国家法度是治国的根本，刑赏则是治国的手段，如果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那刑罚和赏赐都会丧失依据，没有了法律依据，就会出现滥用刑罚和以权谋私的现象，这样刑罚就失去它的威慑作用，赏赐也就失去了它的激励作用，一旦出现民不畏刑罚，不信赏赐的情况，那么国家就无从使用民力，国家也将就此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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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治道

君主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就必须把法律、信誊和权力当作治理的根本。法律是君臣都必须遵守的，信誊是君臣共同建立的，而权力则是由君主一人独享的，如果君主失掉生杀予夺的权力，何来威望呢？法律是君臣共同遵守，如果君臣都无视法度，都以权害法，那么法律的权威就会丧失。如果民众相信国家的奖励制度是公正无私的，那么国家就可以用赏赐来调动民力。

如果民众相信国家的惩罚制度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来实施的，那么民众中就不会产生违法犯罪分子，如果国家的奖励只停留在口头表扬上，那么民众就不愿意为国效命了。如果国家的处罚他只停留在口头命令上，那民众中就会产生轻视法度的傲慢之人。

点评：虽然商鞅所定的法律，多数是治民甚至害民之法，但其对法治的理解，的确是前无古人的。现代法律是所有人共同签定的一份契约，而制定法律的人必须经过所有人的授权。而商鞅之法却是由国君单方面制定的，并未经过民众授权和认可。这就是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的不同之处。鉴于商鞅的这种不合理的立法程序，所立之法必然是以剥夺民众为基础的，而现代法治则是以保护民众为基础的。任何不经过民众同意的法律都是无效的，这就是现代法治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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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他认为儒家的以德治国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局面，应该用他的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但他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天生就是自私自利的，因此，他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要剥夺民众的一切权利。同时他又通过他的赏罚措施，充分利用和放大人性中的自利行为，鼓励民众不择手段去获取利益，致使自西周以来的贵族文化，逐渐被流氓和野蛮文化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