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帅飞鸟第一次听到这名字时，正坐在自家院子里剥豆子。隔壁新搬来的画家站在篱笆那边，隔着牵牛花藤问她：“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超帅飞鸟。”她头也不抬，手指灵巧地挤开豆荚，碧绿的豆粒落入白瓷碗中。
“好名字，像日本小说里的人。”画家说。
飞鸟这才抬头看他。四十出头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一件蓝布衬衫洗得发白，眼睛却亮得让人心慌。她低头继续剥豆子，心想：又一个附庸风雅的。丈夫李建国当初追她时，也说她的名字像文艺片女主角。
可李建国已经三个月没回家了。他在百里外的煤矿当安全员，说忙，说累，说来回车费贵。飞鸟不傻，知道矿上来了个女技术员，东北人，嗓门大，胸脯也大。
飞鸟今年二十八，嫁给李建国六年了。六年前，她还是县纺织厂的“厂花”，提亲的人踏破门槛。她选了李建国，不为别的，就为他老实。父亲说：“老实人靠谱，不会飞。”现在想来，老实人不是不会飞，是飞得慢，等你发现时，他已经飞远了。
画家叫秦风，从省城来村里租房子搞创作。村里人议论纷纷，说这人有毛病，好好的城里不住，偏来这穷乡僻壤。飞鸟倒觉得挺好，至少有人说话了。
第二天清晨，飞鸟在河边洗衣服，秦风也在那儿画画。他画的是对岸的老槐树，画得歪歪扭扭，不如小学生。飞鸟忍不住笑了。
“笑什么？”秦风问。
“画得真丑。”飞鸟实话实说。
秦风也不恼，说：“美和丑，就像水和岸，分明又相依。”
飞鸟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话，只觉得这人有趣。她拧干最后一件衣服，准备离开。
“等等，”秦风叫住她，“能给你画张像吗？”
飞鸟愣住了。除了结婚照，还没人正经给她画过像。她摸摸自己的脸，二十八岁，已经感觉像是快凋谢的花。
“随便。”她说，心里却起了涟漪。
此后，秦风常来串门。有时带些城里点心，有时借个锄头。飞鸟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点破。寂寞太久了，有人陪着说说话也好。
秦风讲城里的霓虹灯，讲巴黎的铁塔，讲他离异的妻子如何卷走他所有画作。飞鸟讲纺织厂的姐妹，讲母亲如何用一根扁担供她读完高中，讲李建国如何用一百封情书打动她。
“你现在还爱他吗？”秦风突然问。
飞鸟语塞。爱？这个词太奢侈了。婚姻像身上的衣服，穿久了，只顾得上看哪里破了要补，哪脏了要洗，早忘了当初为什么选中它。
七月十五，中元节。飞鸟照例给祖先烧纸，也给李建国烧了一堆。秦风笑她：“活人烧什么纸？”
“保平安。”飞鸟说，“他在矿下工作，危险。”
其实她心里想的是：万一他死了，我得守寡，不如烧点纸，求祖宗保佑他活着，至少别死在我前头。
那晚下雨，秦风没走成。雨很大，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两人坐在堂屋，一盏昏黄的灯拉长了影子。
“飞鸟，”秦风第一次这么亲昵地叫她，“你想过离开这里吗？”
飞鸟盯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会织布，会种菜，会做饭，会洗衣，就是不会飞翔。
“我能飞到哪里去？”她苦笑。
秦风握住她的手。很暖，比李建国的手软。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飞鸟躺在秦风的怀里，听雨声渐小。她没有愧疚，也没有喜悦，就像完成了一项任务。
天亮时，雨停了。秦风说：“跟我去省城吧。”
飞鸟没答应，也没拒绝。她需要时间思考。
三天后，李建国突然回来了。黑了些，瘦了些，带回一包东北木耳。晚上，他笨拙地想亲热，飞鸟推说身子不舒服。
“矿上没事吧？”飞鸟问。
“能有什么事？”李建国眼神闪烁。
飞鸟不再问。婚姻像一碗水，看得太清，反而喝不下去。
李建国在家住了一周，又回矿上去了。走的那天，飞鸟送他到村口，看他上了班车，心里空落落的。
秦风又来的时候，飞鸟正在喂鸡。她撒一把谷子，鸡群围着她咯咯叫。
“我想好了，”飞鸟说，“我不去省城。”
秦风愣住了：“为什么？”
飞鸟说不清。她只是突然想起，结婚那天，母亲塞给她一只瓷碗，说：“婚姻就像这碗，看着光鲜，磕磕碰碰多了，就有裂纹。但只要不碎，还能盛饭盛汤。”
这些日子，她一直在想这只碗。和李建国的婚姻已经有裂纹，但还没碎。和秦风的爱情，像天上的云，美则美矣，却抓不住。
秦风走了，再没来过。村里人说他又回城了，走时留下一幅画，送给飞鸟。
飞鸟打开画，愣住了。画上是她剥豆子的样子，细致入微，连鬓角的白发都画出来了。原来他画得这么好，之前的拙劣都是装的。
画角有一行小字：你是我唯一飞不过的沧海。
飞鸟笑了，笑出了眼泪。
秋天来了，树叶黄了。李建国寄来信，说女技术员调走了，他想辞了矿上的工作，回家承包鱼塘。
飞鸟回信：好。
她拿出母亲给的那只瓷碗，盛满清水，对着阳光看。碗壁上果然有细密的裂纹，像人生的脉络。但碗还是碗，能盛水，能装饭，能继续用。
超帅飞鸟站在院子里，看天上的鸟飞过。有的鸟飞得高，有的鸟飞得低，但最终都要落地。婚姻和爱情，不过是一片天空下的两种飞翔方式罢了。
她收拾好碗，开始准备晚饭。今晚，李建国要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