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同的大陆，不同种族的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这种速度上的差异所构成的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或许就是这本书的主题。

对于上面的问题，最直接的解释便是，有些民族在其他民族之前就已有了枪炮、病菌、钢铁和带来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其他因素。然而，这种解释还不足够，我们还需要一个更深远的解释，一个终极解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解释，不单单是留下一个巨大知识缺口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道德缺口没有得到填充。一同从非洲森林里走出来的生物，为何在多年以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不同民族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如此的不同，我们不可避免地滑入种族主义的泥潭。

该书以一个典型的例子表述新大陆与旧大陆的交锋——西班牙人皮萨罗带着仅仅112人却俘虏并处死了身受4万军队保护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华尔帕，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这本书的书名就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得以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

因此，必须沿着枪炮、病菌和钢铁回溯，粮食生产是第一个先决条件，很明显，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所有人都以狩猎采集为生时，竟有人选择粮食生产？如果说他们定有理由，那么他们为什么只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在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而没有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撒下种子。

此时，狡猾的种族主义又要乘虚而入了，这不是很明显吗？有的人种就是要聪明点，更早地懂得选择成为更为优越的粮食生产者。

事实真是如此吗？如今，富裕的第一世界公民实际上用不着亲自去做种植粮食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粮食生产意味着较少的体力劳动，更多的享受，使人免于饥饿并获得较长的期望寿命。虽然农民和牧人构成了世界上实际粮食生产者的大多数，但其中大部分人的境况不一定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得优越。对时间安排的研究表面，他们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可能只多不少。生活在公元前8500年的第一批农民们同被他们所取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的平均年龄也较轻。这样看来，似乎第一批粮食生产者才是更傻的人，对此，不知种族主义者会怎么看待？

疑惑还得自己解决，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的或者发明的，总之，就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粮食生产族群，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当作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相反，粮食生产是逐步形成的，是同狩猎采集相互竞争中逐渐胜出的。没有所谓的更聪明的种族选择成为粮食生产者，因为，根本没有选择这回事。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动植物的驯化，如果说驯化是人类与动物缔结的一种美满的婚姻，那么在一些地区，人类同大多数动物缔结了一种不幸的婚姻，这是由于一个或多个原因造成的：动物的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容易受惊的倾向以及群居组织的几个不同特点。各大陆在驯化动植物所产生的差距，使得落后的大陆在将来面对因动物而起的病菌大军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其他的先决条件或者说终极因素包括了，各大陆人类定居时间的不同，大陆内对传播交流的地理和生态障碍等等，总而言之，这些终极因素都说明了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即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这本书还提出了许多有趣的概念，比如“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作者在此举的例子便是中国，“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效果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这里的最优分裂是针对创新这个角度来说的，切勿作错误的理解，误以为是对分裂的完全推崇，“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程度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最后我想说，不论是去年一本量子力学科普书给我带来的感受，还是这本书所内含的“地理决定论”，“它具有着令人不愉快的含义，因为这等于说人类的创造性毫无价值，或者说我们人类只是无可奈何地被气候、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编上了程序的被动的机器人。”

都让我开始理解有些科学家为何研究到最后选择走上神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