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粗砺的黄沙石头上，镌刻了“丰周瓢饮”四个古老的金文篆字，在古代秀才们的眼中，没有听说有任何异议。即使在历朝历代编修的《平定州志》中，也未听说对此四字有不同的解读。突然有一天，这块历经岁月沧桑几千年的顽石，竟然第一次遇见欺世盗名者，在这块石头的上方，又不伦不类地刻上了“傅山题，李道涵镌”的字样。从此，这四个字就进入了黑暗的深渊，被人们解读的啼笑皆非。有不识字的，有望文生义的，有触景生情的，有莫衷一是的，还有模棱三可的，站在“文献名邦”大牌坊下面，我真是脸红的厉害。这么一块神圣的山水文化圣地，怎么可以这样肆意糟蹋蓄意践踏恶意踩踏呢？这可是我们的文化瑰宝啊！
傅山来过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傅山也来过冠山，而且傅山在崇古冠山书院步乔宇诗韵还写过《冠山雨中三章》。但是，走遍冠山，也看不到傅青主的诗碑，倒是有他儿子傅眉所题写的一首诗，刻在冠山书院外面的大陂陀石头上。就凭傅眉有题诗在冠山上，稍有儒学常识的人，就可以判断出此处绝无傅山题刻。傅眉是读书人，再有才华，也不至于在自己父亲的题刻旁边留下墨宝，任世人评头论足，比攀高下。何况无论高低，都有不孝之子的大逆不道之嫌。
这在讲究礼法的古代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何况将傅眉之题刻放在山的高处，而将傅山之题刻放在山之低处，这让人情何以堪？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宋祁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礼部本拟定宋祁第一，宋庠第三，但是章献皇后刘娥觉得弟弟不能排在哥哥的前面，于是定宋庠为头名状元，而把宋祁放在第十位，人称“二宋”，以大小区别，所以又有“双状元”之称。看见了吧？这就是中国古代！论才华，弟弟宋祁应该是状元。讲伦理，哥哥宋庠就必须排在弟弟宋祁之前，这样才留下宋朝“双状元”这么一段人间佳话。
兄弟排列尚不可胡来，何况是父子呢？那这“丰周瓢饮”四个字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出自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傅青主傅山吗？绝不是。
蹊跷的事情很多。乾隆版《平定州志·山川》载：“冠山，在州西南八里，状如冠，故名。山麓有资福寺，上有元中书左丞吕公书院。明知府孙杰高岭书院，仅存废址及古松一百三十株，山椒有孔子洞，一石琢成。”然后罗列乔宇记略文，并载“冠山两废书院，左右皆前贤题勒石迹。”从金代状元杨云翼，到明嘉靖时山西参政、前提学副使陈棐，到傅眉五言古诗一章，均详细收录，并无“丰周瓢饮”石刻记录。
但是，到了光绪版《平定州志·山川》中，除将乾隆版冠山条目下的内容如数抄录之外，又有新增内容：“按：冠山胜迹甚多，旧志未经备载，今择其要者约略补入。资福寺东偏院，旧为书屋，直隶总督那彦成题额，曰槐音书院。寺北有子孙圣母殿，求子者往往有应。西南隅有水一泓，深广不盈数尺，味甘冽，冬夏不涸，居山者皆取汲于此。旁有石，太原傅山篆书‘丰周瓢饮’四字，语本《水经注》。”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丰周瓢饮”。
更蹊跷的事情是在右起左书“丰周瓢饮”四字上方，又自上而下写了四行七字：“傅山题李道涵镌”。这与州志记载“旁有石，太原傅山篆书‘丰周瓢饮’四字”大为不同。州志的记载很清楚，旁边有一块石头，上面只有四个字“丰周瓢饮”，州志说这四个字是太原傅山篆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石头上却多出来七个字，而且将“傅山篆书”的本义变成了“傅山题”，这是截然不同的落款，将“语本《水经注》”的“丰周瓢饮”四字，变成了傅山先生自己的创作，这版权性质就彻底改变了。何况镌刻这四个字的“李道涵”又是何人？州志并没有只字记录。
从州志所记传递的信息来看，“丰周瓢饮”刻石在光绪版修志之前就有，而且是傅山篆书。那为什么乾隆版州志不载呢？而且不仅不载傅山题刻，却要清楚明白地记录傅山之子傅眉题诗，难道是因为傅山反清复明的身份，在乾隆年间依然敏感，不便提及吗？那明朝灭亡都一百多年了，傅山进京都拜见过康熙皇帝了，连康熙皇帝对傅山先生都心存一分敬意，修州志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性地漏掉傅山篆书呢？恐怕不这么简单。
倒是州志所指“丰周瓢饮”语出《水经注》，让我们看到了这四字背后的雾里乾坤。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四》中写道：“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横溪水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层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尔雅》，山三成为昆仑邱，斯山岂亦昆仑邱乎？山下水际有二石室，盖隐者之故居矣。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
这是1500年前的著作，郦道元是地理学家，也是散文家，他也只是将“三累山”“北坎室”上的“微涓石溜”“丰周瓢饮”照实记录下来，也未敢据为己有。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历史文献著作中“丰周瓢饮”最早的出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三累山上有丰周瓢饮，冠山上也有丰周瓢饮。既然“丰周瓢饮”石刻在世界上是唯一的，那么，这冠山就是北魏时期所叫的“三累山”。
三累山上有石室，冠山上也有石室。冠山就是由三个平台组成的一座山，而且第二平台称之为“瀛洲”，现在还有“登瀛”石坊。最高的第三平台称之为“蓬莱”，现在还有山泉池以及醒目的“小蓬莱”摩崖石刻。而最下方的第一平台面积最大，由资福寺和槐音书院组成，有寺必有方丈，那这第一平台就应该称之为“方丈”。这不就是活脱脱远古时期的三座仙山依次排列在这里吗？古人把冠山称之为“三累山”，真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
三累山是“栖游隐学之所”，而冠山至今都以其书院自豪。即使是光绪版《平定州志》对“丰周瓢饮”刻石周围的环境描写，都与《水经注》的场景极其相似。有“丰周瓢饮”作证，有《水经注》这本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地理文献佐证，冠山终于可以向世人展示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真容面目与登峰造极之地位了。
1500年前就有的“丰周瓢饮”镌刻，即使郦道元没有亲眼看到，至少郦道元是知道的。在郦道元1200年之后的大学者傅山先生怎么会将此盛典窃为己有呢？至少是“傅山录”或“傅山书”才对，而不能是“傅山题”呀。傅山是诗文大家，真要在此名山题写，也绝不拾人牙慧。傅山是有骨气的文坛北主，即使是抄录，也一定会如实标明，而绝不会干出如此剽窃不堪之龌龊事。何况傅山先生也是书法大家，这不伦不类的落款格式不会贻笑大方吗？那有先写自己的名讳而再书正文的道理？傅山有傲骨，也绝不会傲慢到如此寡廉鲜耻的地步吧？所以，“丰周瓢饮”绝不出自傅山，也更不是傅山所题。就连是州志所说的傅山篆书，都值得严重怀疑。
这“丰周瓢饮”究竟是什么意思？如若不把这块石头放进中国历史中、放进之乎者也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还真是不好理解。这四个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连郦道元都不清楚作者是谁，只是怀疑与孔子学生卜子夏有关。古人的怀疑，往往是有依据的，绝不会凭空捏造，郦道元也不例外。卜子夏“教授西河”，这是历史上文名远播的重大事件，也是“河汾学派”的源头活水，郦道元的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在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卜子夏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而卜子夏是山西人，是继承孔子儒学并为后来的广泛传播起过不可替代作用的人。
卜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也是魏文侯的老师。他是孔、孟之间的儒学大师，他为孔子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回到西河设教授徒，长达半个世纪。魏文侯、魏成子、李悝、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众多名流皆出其门下。史称：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史记·儒林列传》也载：“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司马迁也认可“战国之君唯文侯好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认为：“文侯之贤亦洙泗余教，引翼而辅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到汉犹未泯，孰谓儒者无益于国哉？”由此可见，卜子夏是孔子学说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在子夏的教育影响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对魏国的治理，可说是孔子“内圣外王”之道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使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各方面最强盛的诸侯国。子夏开创的西河学派，与魏国同时崛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魏、赵、韩三家分晋，从地理位置上说，卜子夏居住的西河，当时是在魏国地界无疑。而平定冠山的位置本就很奇妙，其北有魏家峪，魏家峪之西，至今仍称之为西河。其东南有魏家庄窝，在这个三角形地带的西山之上，山下就是嘉河与南川河，冠山自古就是公认的教学之地，郦道元怀疑“丰周瓢饮”与卜子夏西河教学有关，其实这个地方就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西河教授之地”。
郦道元怀疑冠山的“丰周瓢饮”与卜子夏西河教授不无关系，看来不是无稽之谈。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按韩愈的考证，孔门后来从“八大门派”又演变为“三大门派”，其最具影响力的传承脉络就是：“子夏—庄子”，“商瞿—荀子”，“曾子—孟子”。在唐中期的韩愈看来，这在千年左右的历史长河中，孟子和荀子那是儒家崛起的两座高峰，双峰并峙。
而唯独庄子，学于儒门，却成就了道家一脉，在孔孟大行其道的时候，老庄学说却成为了一股清流。卜子夏播种的是儒学，怎么长出来的是道家呢？孔子向老子问道，应该是儒道同源才对，而独特的冠山，不仅儒道不分，而且是儒释道水乳交融，这博大的胸怀，好似天然的与门户之见格格不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至于长出来的是草，是花，是参天大树，还是默然不语的铁树，这恐怕是孔圣人也不好控制。精心呵护，任其生长，才是育人正道。
卜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承者，经学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学鼻祖。子夏是《论语》主编者之一。东汉名臣徐防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发明章句”开创经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虽说“夫言止于达意”，可孔子还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先师学问再大，言论再妙，若没有卜子夏的生花妙笔，《论语》就无从谈起。记录的不好，流传也不会久远。卜子夏整理和传授古文献的功绩，可以说是仅次于孔子。
孔子是周礼的极力维护者与推崇者，也是中国儒学的创始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儒学思想的渊源，那就非此莫属：《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思想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了夏和商两个朝代，并在夏与殷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才建立起来，这集三代之治而大成并为之升华的周礼是多么丰富、多么完备啊！我愿意遵从周礼。
孔子的一句“吾从周”，简直就是划时代的一个宣扬，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节点。殷礼不必留恋，彻底结束了。周礼不必恐惧，已经降临了。“郁郁乎文哉”，周礼的好，早已传言开了。
《论语•为政》记录了这么一段话：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古人把三十年称为一世，十世就是三百年，百世那就是三千年啊。
有一天，学生子张问老师一个问题：今后三百年之内的事情，你能预先知道多少呢？老师孔子回答说：殷商王朝延袭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抛弃的，所发扬光大的，都是清晰可见的。周朝延袭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抛弃的，所发扬光大的，也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如果谁能延续周朝的礼仪制度，我敢说即使是今后的三千年，恐怕也还是要受到影响的。
老师孔子的言外之意是说：商王朝埋葬了夏王朝，三百年后，夏王朝还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流传下来，你不清楚吗？周王朝埋葬了商王朝，这三百年来，商王朝还有多少有影响的东西在我们身边，你不清楚吗？但是，你看周王朝的礼仪制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好，其博大精深，其影响深远，绝不是三百年的事情，三千年之后恐怕还要受其影响，这是文化的力量。
周礼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初大思想家贾谊在《新书·礼容语》中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而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难怪著名史学家夏曾佑曾这样评价周礼的缔造者周公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
孔子是殷商王族的后代，按常理不应该如此贬殷扬周，但是，商王朝尤其后期的所作所为，没有说服了孔子，而其坎坷身世，更现身说法让其毅然决然地成为了商王朝的一个否定者。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王室后裔。微子启是商王帝乙的长子，也是商纣王的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周成王时期微子启被封于商丘，建立宋国，爵位是公爵。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位，这微仲就是孔子的第十四世祖。孔子之所以出生在鲁国，是因为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贵族争斗，才逃到鲁国。因此，孔子实际上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货真价实的后代。
商王室成员在纣王无道的情况下分崩离析，微子、箕子和比干分别选择了离开、装疯和直谏的不同方式抗争，但也不能阻止商朝灭亡的结局。被誉为“亘古忠臣”的比干被商纣王剖膛挖心而死。箕子明夷，向武王陈述了夏禹传下来的《洪范九畴》治国方略，被封为朝鲜侯。而微子归顺了周王朝，成为周朝宋国的开国始祖，后世称之为宋微子。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很显然，孔子盛赞“微子、比干、箕子”为“三仁”，当然也延续他们的思想观念，而其思想观念的核心就是“仁”。
周朝的礼仪制度究竟有什么魅力，竟然让商朝王族后代的孔子如此着迷呢？
汉儒谓：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称之为“三教”。司马迁也说：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这恐怕才是打开孔子“吾从周”宣扬秘密的钥匙。
中国古代从野蛮转入文明是在由商入周的过程中实现的，商王朝视人命如草芥，墓葬中可见大批人殉，到周代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周文王曾被囚禁于商，深知商代重杀戮及活人殉葬的弊端，而周王朝建立后，推行仁政，树立仁德，对商王朝敬鬼神的文化加以改造，几乎杜绝了人殉制度，也使王朝统治者较好地保持与鬼神和宗教的距离。
学者李硕在《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一书中，将人祭风俗的消亡归因于周朝几位开创者，尤其是周公旦的努力。周公制定的礼仪制度，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因此，“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
孔子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不仅反对商朝残酷的人殉制度，甚至是用人形陶俑来代替活人殉葬也坚决抵制。凡是漠视人的生命，摧残人的生命，亵渎人的生命的人和事，都应该与其不共戴天，并彻底埋葬。从孔子让“始作俑者”断子绝孙的决绝态度中，更彰显了孔子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的思想。
“郁郁乎文哉”，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经历野蛮之后对文明的渴望，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礼贤下士，先礼后兵，兵不血刃，威震四海，海晏河清，这大概才是文明的最高境界，才是文明的尊严所在。
如今，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早已融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道德准绳，周公确立的文化礼仪制度，经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进一步升华，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文化精神。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要概括其精髓，那就是一个“仁”字。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温良恭俭让”，内核都是一个“仁”。
中国汉字很有意思。一个人独处，一撇一捺，只要能站直站稳，这一个人就没什么问题。而两个人在一起，那就得“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显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守则，也是两个人能一直在一起的秘诀。孟子将其明确为“仁者，爱人”，这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是仁？就是两个人互相尊重，互相敬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其实质就是两个人互敬互爱。两个互敬互爱的男人，可以志同道合，风雨同舟，那就是朋友，那就是同志。两个互敬互爱的男女，可以比翼双飞，生儿育女，那就是爱人，那就是夫妻。直到今天，组成家庭的一对男女，虽然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行周公之礼，成宜室之家，传子孙万代。而这两个人，直到三千年之后的今天，还互相称呼对方为“爱人”，这期间深厚的文化内涵，恐怕就来自“仁者，爱人”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底蕴。到孟子时期，终于形成了“仁政”思想，并一直影响到孟子之后的社会关系。
“郁郁乎文哉”，这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宋朝的程颐在《伊川易传》中说道：“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还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这不就是文化天下的根本依据吗？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面对集三代之礼之大成的周礼，孔子做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而孔子开创的儒学，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三代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经其整理之后更有利于传播并教化天下。儒学经孔子及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传承并发扬光大，逐渐汇聚成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奔腾不息，直至浩瀚无垠的大海。无论是《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还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全都是文化经典，文明文献，可谓是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海洋。
西周王朝的国都就在丰镐，“丰周瓢饮”中的“丰周”，完全可以看成是西周的代名词，又可以看成是孔子口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周礼。文哉郁郁的周礼折服了孔子，并为之终身传播。古人好用“三千”来形容丰富多彩，“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说明孔子学生多，桃李满天下。李白笔下有“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说明愁思不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说明飞瀑高悬。白居易诗章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说明佳人如云，独宠一人。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却是在向林黛玉宣誓爱情。在这些诗文中，所有的三千都是在渲染极其多，极其广，极其丰富，这与“丰周”的表述皆相类似，也可以说明周礼极其丰富，极其丰厚，极其丰满。而后面的“一身”也罢，“一瓢饮”也罢，都是在表达不多但专注，很少但满足，量小而足够。
那么“丰周瓢饮”的意思就很明显了。被孔子尤其推崇的周文化，文哉郁郁，博大精深，浅尝辄止的学是不够的，必须像吃饭喝水一样，天天坚持，一点一滴地汲取营养，一点一滴地积累丰富，一点一滴地积少成多。“丰周瓢饮”告诉我们一口吃不成胖子，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长，日有所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一天一瓢饮，学问成大海。如果颠倒过来理解，“瓢饮丰周”，那文哉郁郁的周文化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终身汲取，受益无穷。难怪朱熹把读圣贤书看成是在读清澈活水，你看他的《观书有感》诗写道：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面对这样的源头活水，你有没有开怀“瓢饮”的冲动？天天饮，慧人心明眼亮啊！
可见，“丰周瓢饮”就是一种汲取传承中华文化不懈进取勤奋不息的学习精神。华夏古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几千年来，穷经皓首的知识分子们，终其一生，也只是学一个皮毛，能得其精髓并有其建树者并不多。求学者既要有舍我其谁的崇高使命感，也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献身精神，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应该就是“丰周瓢饮”的本意，说明这四个字与春秋儒学有极大的关系。既然郦道元认为与卜子夏教授西河有关，那么，其非出自卜子夏，就出自卜子夏的门徒，创作者虽然不能确定，但由来已久是确凿无疑的。
丰周瓢饮，这绝对是作者的一种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思想流露。其既不是拾人牙慧的书法卖弄，更不是鹦鹉学舌的学识炫耀。北魏的郦道元与明末清初的傅山之间并没有人生交集，傅山可以读到郦道元《水经注》之中的“丰周瓢饮”，并去书写，这没问题。但要是傅山所题写，那就只有一种创作撞车的巧合，也应归之于抄袭行列。即便是傅山所书写，郦道元也是绝对看不到的，怎么会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呢？
这四个字，古意深奥，古风书写，如果没有高深的古汉语古文字修养，看一眼也不知所以，扭头而去甚至都不会留下任何影响。即使是郦道元老先生看到这四个字，大概也得琢磨半天，与山中的学者讨论半天，并将其描摩下来，再将其作一番记录，才可能记在心里，不会忘记。如果不是书法与文化痴迷者，恐怕也不会刻骨铭记，终生难忘。我敢说任你是什么天才，看一眼，看两眼，看好几眼，转身而去，就会一切烟消云散。能留下印象的，能准确记忆的，不是熟知内涵者，就是精通古字者。否则，这就是考验学者学问的一份天书。
天书如此。如果不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给我们如实记录下来，面对天书，我们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少笑话呢。郦道元老先生是严肃认真的，也是诚实可爱的，他没有将这四个字据为己有，更没有将这四个字视而不见，而是严谨地将出处指向了最有可能的卜子夏教授西河，这就是古人实事求是的文风，更是坚持真理的风骨。假如当年的郦道元在“丰周瓢饮”石刻下方刻上“郦道元题”四个字，那会怎么样？我敢说历史将一片漆黑，《水经注》将一片漆黑，冠山也将一片漆黑。
你发现没有？“丰周瓢饮”这副石刻非常神奇，几乎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效，尤其是在古代。认识这四个字的人，不一定能刻写出来。能书写这四个字的人，不一定把握其中的深刻含义。把握其中含义的人，也可以将此四字到处复制，就像“钟灵毓秀”“凝瑞”一样，随处都有。然而，一离开冠山，一离开冠山上的水流石，一离开冠山上的朗朗书声，“丰周瓢饮”这四个字还有意义和价值吗？自带防伪，这大概就是作者在冠山刻画此杰作的高超之处。
“丰周瓢饮”在冠山，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何其有幸，这极有可能是两千年前的国宝级绝世文物。
可以肯定的是“丰周瓢饮”石刻古已有之。在傅山先生来之前就存在，在郦道元来之前也照样存在。你也可以说傅山先生饱读诗书，应该在《水经注》当中读过“丰周瓢饮”，然后在登冠山的时候，将“丰周瓢饮”书写在冠山介石之上，这也是情理之中之事。可问题是郦道元见过的“丰周瓢饮”哪儿去了？，丢了，找不见了，连同三累山都一起丢了？这说不通。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郦道元看到的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应该就是这同一块石头以及“丰周瓢饮”这四个字，其余的字我们看到了，郦道元看不到。假如郦道元能看到其余的字，非气疯了不可。
“李道涵镌”，这究竟是个什么人？你想青史留名，也不应该这么做事吧？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干，可把冠山害苦了啊。
文献的好处，就是让你在不经意之间灵光乍现，将苦苦追寻的历史真相暴露无遗。
仔细翻阅乾隆金明源版《平定州志》，竟然在“纂修职名”也就是编撰人员名单后列有所发现。在“校对”人员名单中列有三人，其中最后一人就是“童生李道涵”。除此之外，关于此人别无只字。翻遍所有版本的《平定州志》，也只是在光绪版《平定州志》中，将乾隆金明源版的“纂修职名”又如数抄录了一遍，“童生李道涵”位列三名“校对”人员之末。
乾隆金明源版《平定州志》成书出版于乾隆五十一年，也就是1786年，书中有关冠山石刻几乎如数罗列，而“丰周瓢饮”石刻只字未提。但在“丰周瓢饮”石刻上方不仅有“傅山题”，而且还有“李道涵镌”的字样。如果此李道涵就是“童生李道涵”，那么“傅山题”就是更早的事情，因为傅山是明朝生人，出生于1607年，到1684年逝世，这“傅山题”必须是在1684年之前完成才可以。如果是当年傅山题写了“丰周瓢饮”并落款“傅山题”，就镌刻在了冠山陂陀石上，那就没有“李道涵镌”这回事。如果是当年傅山先生题写了“丰周瓢饮”并落款“傅山题”而并没有镌刻，那一百多年之后的“童生李道涵”是怎么得到这幅题字的？李道涵是傅山的儿孙吗？是亲戚朋友之后吗？还是傅山先生的粉丝专门收存其作品？还是当年的题字成了传家宝传了一百多年传到李道涵手里的时候，他才心血来潮刻上了冠山？也就是说之前的冠山上并没有这副石刻，是“童生李道涵镌”刻之后才有的，这可能吗？一百年前的傅山老先生和你“童生李道涵”的人生能有丝毫瓜葛？即使一百年之后你能见到傅山先生的真迹，也应该花开两枝，各藏其一。一支刻在了冠山，另一支真迹跑哪儿去了？傅山先生是书法大家，留存至今的作品甚多，“丰周瓢饮”真迹却闻所未闻。
傅山先生和“童生李道涵”之间绝没有人生交集，更不可能将如此厚重的文化盛典托付于一位未曾谋面且百年之后的童生。
问题是李道涵作为乾隆版《平定州志》的校对人员，怎么会将此重要条目遗漏掉呢？那是自己亲自刻上去的傅山题款，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漏掉啊。还是说这里面本身就有猫腻？如果那时候的冠山上就有郦道元见过的“丰周瓢饮”石刻，并没有任何题款，仅仅是这四个字，当时的《平定州志》也应该收录，而事实上没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对这四个字的不确定性。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这四个字的释读极其困难，不好收录。也由于对这四个字的来源不确定，所以不便收录。更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不敢收录，也未可知。总之是镌刻人在石头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却将最重要的“丰周瓢饮”排除在州志之外。
直到光绪壬午版《平定州志》在1892年出版，又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其中终于收录了“丰周瓢饮”石刻，《州志》载：“旁有石，太原傅山篆书‘丰周瓢饮’四字，语本《水经注》。”这也没有记录“李道涵镌”，更主要的是“太原傅山篆书”与石刻上的“傅山题”本意截然不同，况且严格的说来那四个字还不是一般的篆书，而是书法中最古老的“篆籀”。而一句“语本《水经注》”，就给“丰周瓢饮”这四个字正了名，同时也还傅山先生之清白。
原来郦道元看到的就是冠山的“丰周瓢饮”！也就说明石刻上的“傅山题”是在造假，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是谁在造假？就是“童生李道涵”。原来“丰周瓢饮”是真，“傅山题李道涵镌”是明目张胆的公开造假！如果说李道涵镌过什么，那也就是“傅山题李道涵镌”这七个字，而“丰周瓢饮”绝对来自远古，绝不是李道涵所镌。将古代文化珍品借名人傅山之手据为己有，无耻之甚！
为什么我认定“童生李道涵”与“李道涵镌”是同一个人呢？因为这“童生李道涵”就是一位篆籀书法爱好者。从流传至今的六条屏书法作品来看，多是篆籀古书临帖作品，此人对篆籀书法情有独钟，从落款与印章来看，非此人莫属。冠山石刻“丰周瓢饮”就是典型的篆籀书法。
中国的书法艺术有两种体系，一个是篆籀笔法，另一个就是二王笔法。一般认为篆籀笔法高古，孜孜不倦而求之者甚众。“篆籀”之篆，通常是指小篆。“篆籀”之籀，特指籀文，乃是周宣王太史籀所创之文字；也可泛指大篆，主要包括金文和石鼓文。篆籀笔法，就是指大篆笔法。
“丰周瓢饮”篆籀笔法显然来自籀文，高古美妙，甚是难认。没有对上古金文或石鼓文有过相当的了解与研究，是不可能与那个遥远的时代有所沟通。童生李道涵就是个例外，他恰恰对篆籀书法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甚至痴迷篆籀书法。
从其书法作品临《曹全碑》后记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写道：“仆性酷嗜篆籀，分隶年来，风尘历碌，未遑溺管。辛未岁，侨寓五源，客窗无事。古庵仁兄以素纸索书，因捡行箧中所存古法书，勉涂数则以应之，殊觉不堪就正耳。晋东石傭弟李道涵漫临”。
这段话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李道涵酷爱书法，尤其精通古篆籀。童生李道涵生活在乾隆年间，而此李道涵“辛未岁，侨寓五源”为朋友古庵书临《曹全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之作品。此“辛未岁”，是乾隆辛未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距“童生李道涵”校对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年金明源版《平定州志》修成尚有35年，应在正常范围之内。可见，所谓的“童生李道涵”，修志的时候应该是花甲之年的老童生了。而从落款“晋东李道涵”来看，平定人无疑。平定乾隆年间，从“晋东李道涵”，到“童生李道涵”，再到冠山上的“李道涵镌”，姓名一致，嗜好书法，酷爱篆籀，这不就是一个人吗？没跑，这就是李道涵！
他的另一幅作品就是典型的古篆籀书法，端庄典雅，煞是好看。内容是四条金文篆籀，每条之后均有俊秀的小楷释文。其中最后一条，就是著名的《周父已鼎铭》。铭文共28个字，文后照样是小楷释文，只是多了此条金文的题目，即“周父已鼎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其中有篆籀文“作册豐貝太子”字样，后面也有楷书“作册豐貝太子”，这两种书体大不一样，但是两种书体中的“豐”字却大体相同。我知道，冠山刻石中的那个字就是“豐”，与这两种书体中的“豐”字不差分毫。那这是个什么字呢？冠山上的这个“豐”字，伤透了人们的脑筋，却引来了人们不尽的争论。有的人说是“丰”，有的人说是“礼”，说“礼”的人多了，更多的人则不置可否，莫衷一是。虽然历史文献《水经注》已经给这一石刻以崇高的定论，然而现实中却总有人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固执己见，贻笑方册。究竟是谁在持之以恒地矮化这座历史文化名山？不可思议。
这个字究竟读什么？请大家到网上搜一搜李道涵临帖的《周父已鼎铭》，从钦定四库全书收录钱塘倪涛撰《六艺之一录·鼎铭》中的记载，到现代历史学家们的解读，“作册豐貝太子”中的这个“豐”，只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现在的“丰”，别无他解。而绝不可以读成“禮”，异体字也不行。异体字，就是古代的错别字，写错别字，先生会毫不客气地打板子加以纠正。虽然远古历史上的“豐”是多音字，也曾是“禮”的异体字，但是很显然，“豐”和“禮”就是两个字，他们是不可以互换的。五谷豐登，不可以写成五谷禮登。同样，克己复禮，你也不可以写成克己复豐。“豐”就是“丰”，“禮”就是“礼”，连酷爱篆籀的“童生李道涵”，也从来没有混淆过。在他的心目中，“作册豐貝太子”从来就是“作册丰贝太子”，四库全书的解读也是“作册丰贝太子”。
看看浙江文艺出版社全新正版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丰乳肥臀》吧，封面上赫然写着《豐乳肥臀》，你上冠山再仔细看看“豐周瓢饮”，这还有争论必要吗？不要再羞辱郦道元了。
豐周瓢饮，就是丰周瓢饮！
郦道元和傅山之间没有交集，说明傅山所题是假。傅山和李道涵之间没有交集，说明李道涵所镌是假。1500年前郦道元所见是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丰周瓢饮”也是真。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识别文物真迹，要以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而此后的一切解读，都必须以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为评判标准。否则，别有用心的人会让所有的文物无存定论，不得安宁，直至毁灭殆尽。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那种关公战秦琼的历史闹剧，是在开历史的玩笑。真的就是真的，真迹应当格外珍爱，应当保护好，应当传承好，不要在我们的手里毁掉！因为“丰周瓢饮”石刻非常古老，在世界上是孤品独存。何其有幸，两千年前的国宝级绝世文物就在冠山。
冠山上的“丰周瓢饮”绝不那么简单，其既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沽名钓誉者的捏造杜撰，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上的一处古老典藏，至于古老到什么程度？恐非人们所能想象。至于其凝结着什么文化情结，恐怕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即使管中窥豹，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