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惩罚教育”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现在。不可否认，现在的学生的确难教，顶撞、翻白眼已经是初级版的对抗了，只要达到2.0版，就辱骂，要是升级到3.0，那是拳脚上见功夫的。无怪乎，有老师把教师行业列为中国十大高危行业之一。

于是，有老师高呼：重拾惩罚教育！

好吧，我们重拾惩罚教育，让我们左手拿着书本，右手拿着鞭子或者棒子。听话者， 给予书本；不听话者，给予棒子。有了问题，如果学生争辩或者狡辩，先翻开书本念一段文字；没有效果，制止不了学生的“聒噪”，就一棒子下去，估计学生只顾着“哎呦”了，自然也就顾不上“聒噪”了。这效果倒是显著的很。

我刚当老师的时候，在河北的一所中学里跟一名老教师学教学。他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名已经退休的老教师，有一次喝多了酒，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家。半路上滑到路边的沟里了，正在挣扎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下来把他扶起来。两人一照面，年轻人一愣，接着就问他是不是某某老师？听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他是不是在某年在某个中学教过书？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个年轻人把正在上坡的老教师狠狠地推到沟里，说：“你还是躺着去吧！”

我曾经问过几次我的那个老师，这名老教师到底怎样得罪了这个学生？我的老师始终没有说。我也猜不出。当我所在的那个河北平原的小县城，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我的学生也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像中国许许多多的农村家庭一样，家长们把孩子改变命运的希望完全落在了上学上。每次见到老师，家长往往会说：“不听话就打，只要不打死。我们一家子感谢你。”当老师真正打了学生后，家长那是真正地感激，会连声表谢，对教师的“照顾”说上十几二十个“谢谢”。

我理解这些家长的迫切希望，也理解这些“谢谢”里一定有一定比例的不情愿和被迫。但他们只能这样来求得孩子在某教师教育的这几年里，能够“忍”一时而获得以后的改变。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孩子的角度来想想，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曾经带过一个学生，他属于个性特别强的那类人。那次他和班长争执，先动手打了班长，而班长又是一个女生。我一听就火苗呼呼直冒，劈手抓住他的领口，“啪啪”两个耳光就招呼。我至今忘不了他那天的眼神，那时一种“仇恨”，像狼的眼神。他就用这一双眼神盯着我，任鼻子里的血一滴滴落到白色的衬衫上，在我用卫生纸给他擦时，也是这么看着我。我之所以现在都忘不了，是因为我知道我教给或者是我唤醒了他的“仇恨”。而这，恰恰是作为一名老师，最不应该教给学生的。

后来不久，他不念了。我到了他的家里，和他的父母说。他父母还想让他念，可是无论我们三个人怎样说，他就只是静静地低着头看着地面，直到我离开时，他也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

他没有错吗？有。但和他的错误相比，我的错误是不是更加严重？作为教师，是一种职业。但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虽然我不承认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类的混帐话，但我承认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承担着“育人”的作用。从我们自身，反对一切加给自己的暴力。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用暴力来对待自己的学生？

我想起王小波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夜行记》，写一个书生和一个和尚在深夜的山沟里赶路，一路上书生忍受不了和尚，和尚也看不惯书生，于是就都想“解决”了对方。最后两人终于醒悟了，觉得动不动就想取消对方的“地球户口”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小说的结尾，书生说：

“大师，小生自幼习武，会些弹术剑法。别人说话不合我心意，我就把他脑袋打开花，叫他说不下去。现在我明白了，这种做法非常之不好。小时候下棋，每到要输时我就把刀拔出来往棋盘上一插，于是常胜不败，结果到现在还是一把屎棋。听人说话也如此，倘若大师说得不对我胃口就把您打杀，怎能够增加见识。比方说，大师若说生姜是树生的果子，我只能说，您说得不对，却不能把大师打死。因为打不死时，我就太难堪了。大师现在活着站在我面前，难道我就因此相信生姜是树上生的?所以杀人不是好游戏，无论如何，不要杀人。”这是俏皮话，但暗藏有玄机。“杀人不是好游戏”，说的其实是天下之至理。

王小波似邪实庄，语含深意。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已经包含着暴力的因子，这些因子融于我们的血液里而不自觉。王小波才用这种“村语野言”的方式委婉表达出来。

所以，当我看到大街上比比皆是的暴力表演时，当我看到触目惊心的国家暴力和社会暴力时，当我看到不能无视也无法逃避的个人暴力时，我想到的是：我希望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可以生活在一个不遭受暴力伤害同时也不付诸暴力来维护自我的社会里，他们享有免于暴力恐惧的自由，他们可以不再受到“仇恨”的折磨和伤害。

因此，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我不会赞成“重拾惩罚教育”，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