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宅先生所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是国内外公认的通过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而撰写的有关藏族宗教史的杰作。1938年，李安宅同夫人于式玉接受陶孟和、顾颉刚的建议，前赴甘肃兰州，再进至藏族地区拉卜楞，于式玉办拉卜楞女子小学四年，学了藏文藏语，李安宅则实践人类学，研究藏族宗教，于1941年到四川成都华西大学任教，1944年到西康南北两路调查半年，随所见，即撰文发表，主要根据亲眼观察，其次才是检阅典籍。李安宅先生1947年—1948年赴美教书，1948—1949年赴英考察，将在国内发表的文字译成英文。稿件寄至美国耶鲁大学出版部就回国了，很快中美绝交，便没了下文。后来，李先生将手存的英文稿副本译成汉文。1985年，李安宅先生逝世，由王辅仁先生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整理、校订，并于三年后出版。此书可谓是命运多舛，跟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简直没法比。

        书分四编，第一编绪论讲文化背景和历史概况，第二编讲佛教以前的宗教和早期佛教，第三编讲革新或当权的佛教教派格鲁派，第四编以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为例将寺院的历史、施主、组织、神佛、训练课程、公开聚会和人民生活。全书仅用了22万字，写得明白晓畅，套一句广告语，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这是贡献。给人影响深刻的是作者平实的语言、平和的态度，陈寅恪先生提倡“同情的了解”，此书庶几近之。

        讲到藏族治病的方法，既得当地医药的治疗，也得到巫术、宗教的应付。还有就是病越重，越不让病人睡觉，这样可以取得某种治疗效果。作者说：“或者那也是满足更原始需要的方法，即不使病人拖得太久，收到自然淘汰的效果。究竟哪一种看法是对的，要留待更系统的研究。”讲到最普遍的尸体处理办法天葬，作者指出一般外人描写天葬怎样残忍，并不符合事实，不是客观地正确地反映藏族人民的心理。死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生命的开始。得解脱的人，死即是免于“轮回”，而不再脱生。作为解脱者来说，死是足资庆幸的事。死者天葬是献给旁的生物的一种方式，这时候这种生物就是神圣的老鹰。

        李先生对密宗的教义有很精炼的总结，这是得自有学问的喇嘛的：显教佛教是弃世之道，提升自己不受生而有之的物质限制。密宗佛教则凡已有者皆视为固然，而将已有加以利用，以求的理论认识和灵性发展。所以密宗教徒笑显教的唯心论者，说放弃物质身体等于追求影子而放弃造成影子的东西，假如将物质与心灵都视为“固然”、视为“本性”，则可对任何事物没有偏见、没有误解、一视同仁。这时，一个人便是“自由”本身，这就是解脱或得救或永存的意义。同时，自我控制并非是自我抑制，而是自由，那是正确努力和思想与行为现实的结果，任何懒人都不能享受他。说得多好啊！

        当然，没有任何东西能挽救所有的人，包括自称要挽救别人的人。如李先生的朋友、萨迦派的耶西丹津喇嘛所说：“根据定义，佛教就是为了众生福利的。可是近来，较少的人按着规矩行事。世界一般喜欢空谈、外表和形式。不少僧侣走上商业化，彼此在市场上竞争，他们虚荣、忌嫉、愤恨、无知。欢喜金刚经上说道，大言不惭地自己吹嘘，贬低旁人，就产生帮派体系。受过菩萨戒的人，那样毁佛灭道，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恶。纵然你没有成功，甚至你终生贫困，只要你希望觉悟，你就走上正规，只要你不多说话。”

        对作为制度的藏族宗教，李先生指出了其优缺点。就优点说，教育是德、智并举，纪律是师生共守，并且都享受个人调整的自由，排除了群众制造的形式主义的限制。政治方面，制度机构稳定。藏族人民组织了半自主的社区，或在土司管理之下，或在寺院管理之下，或二者监管。任何时候寺院与土官发生冲突，都是寺院占上风，虽然政治优势对于占优势的团体有很大的坏处，但寺院什么没有逐渐变坏呢？这要考察两个因素。

        其一，寺院的某些民主特点为贵族政治所无。寺院领袖采取活佛转世的方法，不限哪一家，素质有保证，训练严格，统治时有议会和参赞的例行行政会加以监督限制，寺院与立宪的专制没有太多区别。第二，寺院威望也较贵族政治高得多。转世的活佛集成了前一代活佛的威望、神圣和光荣，希望的人格和期待的群体，都容易发展。“一个行政者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自信心，享有人民的全副信仰；在另一方面又有负责的议会和参赞，实在不能不十分有效。”（可以说柏拉图梦想的“哲人王”，在西藏众多的“活佛”身上得到了实现。）

        就缺点，李先生指出两点。一是寺院教育内容方面限制太多，且知识和学者集中在寺院，一般群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二是一般群众和许多喇嘛都被巫术所包围。

        现在，青藏铁路修好了，但通往西藏心灵的路还远没有奠基，这时候多一些了解，少一些臆测和猜忌或许是更为可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