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要讨论的是仁，仁政与王道之间的关系。

仁，就是孔子与孟子所讲的一个内在的心。就比如说孟子对于人性的假说：性本善，这是一颗从出生伴随到我们死亡的本善之心，只不过我们需要不断的扩而充之，操守着自己的本心，才能够让自己的本善显现出来。换一种说法，我们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本心显现出来，只是一种可能性（豁然性），它虽然与外界的开导有关，但是否想要推出这种人心还是自己内心的选择。

孟子对于那些在世俗中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人的批判性很强，因为他们是根本没有将自己的本善之心扩而充之的。他们就是禽兽。“人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在生物性场与动物的差别只有1%，就是那理性层，而在1%中还有1%，就是你是否能从理性之中萃取出来德性，将其内修，内化。

当我们将这一颗仁心推到政治层面，就是仁政与王道了。他们首先都是从仁这一条线上发展出来的，仁这个字就是仁政与王道的核心。在当时的政治体系是君主制，所以说孔子与孟子只能将自己的理念推给君王，那么接下来君王会不会去实行，那就已经不是他们两个能管得到的了。

那么孔子在春秋时期推行的是人证，他所追求的就是“恢复周礼，推行仁政。”当时孔子所在鲁国被称为礼仪之邦，这个时代也仍然受着周文王礼乐制度的影响。所以孔子所推行的仁政主张的就是：庶之，富之，教之。是为了安定每一个个体国家所制定的安民政治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在一方土地，仅治理这一片地区而已，而不是像孟子所讲的要天下归心。

但当时代来到了战国，孟子所推行的王道就出现了，因为时代的不同，所以孟子所推行的的政治理念也有所不同。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争霸，每一个君王有着天下归一的野心。那么孟子如果应对这样的君王，在应对这一个战乱纷纷的时代，仍然实行孔子所讲的人仁政，就是只有定国安民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在这个春秋时代是根本活不下来的。既然想要统一天下，就会有霸道的出现，他是一个简单粗暴的统一策略。只要你有足够的武力，你完全能够轻易统一其他国家。 孟子既然是如家的传人，他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政治策略，因为这种方法是使人民被动的归一，而不是归心，谁又能说你这样压迫人民，统一天下，人民是否会叛乱呢？那么孟子所讲的王道就是需要让天下的民归心。当通过理性立住自己的国家之后又要去安天下，孟子最注重的就是安民，民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一个国家的根本。

总结一下，这么来看，仁政与王道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王道在人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志向，就是需要天下归心，与民同乐。他不但要考虑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活下来，还要再多去考虑满足一个君王的野心，因为在这个战国时期，显然那个周文王留下的礼乐壳子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在战争上还讲礼仪，现在已经是一个谁把谁杀了，谁就能赢的时代。

别看孟子推行的王道已经考虑到了很多的方面，但是他还是难以实行其一，就是在战国时期时效性的问题，如果想要靠安民这个方法去富强一个国家至少需要四五年使用能说这个国家在这几年期间是否会被打败呢？其次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太小，根本没有立住自己这个国家的能力，也是不能去实行仁政的，除了这些时代的影响，还有君王个人的影响，就像齐国，他虽然是处在战国时期，但是也仍然安定了100多年。中间一个个君王的上台与下台，孟子与一个个君王的对话，最终还是没有一个君王想要去推行王道，所以说君王是否想去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难点。这几点都使孟子的王道感到无力又无奈。

那么王道为何会在那个时代如此难以实行？其一点就是帝制这个政治系统的错误，作为一个君王，如果去做孟子所说的王道的话，就需要将自己的权利分给人民。谁又会想要去这么做呢？当一个人当上了君王，自然就根本不会想要将自己的权利分给别人。那么现在就要说到新儒家的开三統了，首先在这里已经不能将所有的权利交给一个君王，而是民主制，这样制定的法律才能是一个人民都接受的，公意法律才能实现人人平等的公意制度。

这样的方法也是直到近现代才被想出来的，他是一个能够避免君王想不想做，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的这一尴尬现实。但是我们完全不能说。不能怪罪孟子没有想出来这一个政治思想，首先孟子即使想出来了，他也没有能力将军王推翻，从而解除帝制。孟子已经在时代之上尽可能的去做这些事情了。孟子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已经不知道超越那个时代几百年了，甚至几千年。

孟子的王道的出现就是儒家一个不断向前的发展，孟子又向前迈了一步，而且在孟子与君王的对话中，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不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给君王，所以他对于君王的要求也就不是那么高了，“吾好色，吾好货。”就算齐宣王说出了这样的话，孟子也没有试图改变他，而是让他先一步一步，尝试着去安定人民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