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故事

      要说我的入党故事，还得先从我的父亲说起。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但特别要强，凡事都想说在人前做在人前。尽管他靠自己的奋斗，做了数十年的生产队长，但是由于他的文化程度连初小都达不到，所以无论怎么蹦跶，都无法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

      记得在我上小学时候的一天，父亲在饭桌上说起大队有意让他入党的事儿，言语中显然有些兴奋。那年头，入党不是件小事，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啊。后来，父亲从外面带回了一本似乎是党章的小册子，一有空闲就结结巴巴地读着，遇到不认识的字还主动问我。我估计，那时他被列为了入党积极分子。

      那段时间，父亲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整天起早贪黑忙着管理生产队的事务，据说我们队里社员工分的“市值”那段时间达到了全大队最高水平。父亲也满以为凭他的业绩，入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可是，不知何故，他入党的事儿就是“只听锣鼓响，不见人出场”。后来才了解到，有人反映父亲利用空闲时间，在家里偷偷做竹篮子卖钱。

      人家的举报确有其事。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家能够供我把书读完，经济来源完全靠父亲用他的手艺偷偷地挣点小钱。我们家三个孩子，姐姐没上成学，哥哥只读到了小学，只有我幸运地读下去了。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公无私年代，父亲的这种小动作，入不了党是必然的了。 父亲的入党梦就此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家族里有人入党的愿望。

      1982年，我考入了中等师范学校，成了我们村子里惟一通过考学吃上公家饭的人。我拿到录取通知后，父亲异常高兴，又是摆酒席，又是放电影。我知道，父亲是把他未尽的心愿寄托到了我的身上，他要让四乡八邻知道“有子存焉，何苦而不平”。从那时起，平时一向对孩子厉言疾色的父亲，对我似乎多了些和颜悦色，偶尔还要嘱咐几句“好好干”之类话。

      尽管父亲的入党愿望最终化为了泡影，但他的努力与挣扎，其实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种下一颗向上种子。

      在我的入党故事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老校长曹乃吉先生。他既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职业生涯的引路人。

      1985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家乡的农村小学工作，恰逢曹老校长从外地调回到中心小学任职。老先生的敬业、严谨是出了名的，他任职的那些年，下了好多“猛药”，试图根治农村学校管理混乱、质量低下的病症。

      当年的农村学校里，教师队伍里混日子风气还是比较盛行的，不少人一有空闲，不是打牌赌钱，就是喝酒逗乐。老校长怕我初来乍到，沾染上坏习气，就不断地查我的备课、听我的课、个别交心，以此敲打我要走好正途。

      1988年，中心小学教导主任空缺，老校长大胆地让我这个才工作了三年的毛头小子代理。说实话，他撂给我的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为了不负老人家一片好心，我只得硬着头皮摸索。也就是在农村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这个岗位上摸抓滚打的那几年，我被逼着练就了教学管理、教学研究的基本功。

      说实话，走上工作岗位开头的那几年，我真没有考虑过入党不入党的事，只是按照学校的要求，把课上好，把孩子们教好。但当教师集中开会散会时，听到“党员教师留下”这话时，心里有些羡慕那些被留下的人。

      1990年的一天，老校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说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党员的条件，希望我打个入党申请书。啊，想不到幸福来得如此之快。从递交申请，到批准我成为预备党员，前后好像只有半年多的时间。记得举行仪式的那天，也是老校长领着我攥紧拳头，一句一句面向党旗宣誓，那种庄严、神圣，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从那以后，老校长对我的要求似乎更加严格了，学校里很多“危急险重”的任务都交给我去办。在老人家的“高压”下，我个人的专业发展进入了新的成长周期，先后代表全县去大市参加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在全市开启古诗文阅读实验研究，2000年通过招聘考试进入到局机关工作。

      有时跟对人才能走好路。我能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遇上生命中的贵人，这是极为幸运的。曹老校长用他信仰的态度、专业的精神，影响着我扣好了职业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如果说这几年我在教育局机关从事文字写作、教育管理工作，还能一直秉持着专业态度的话，与当年在老校长麾下的打磨是分不开的。

      2009年，老校长因病离开了人世。举行告别仪式那天，我发现老人家身上竟然覆盖着党旗，据说这是他临终前的一个心愿。老人家的这个遗愿，明明白白地告诉着我们，既然选择了，就当用一生的力量去信仰。

      在我的入党故事里，还有必要提及一下我的女儿。因为她的加入，让我们这个家族的入党梦有了传承的味道。

      2008年，正在读大三的女儿打电话回来说，学校里动员她入党，她拿不定主张，问我有没有入党的必要。我连忙告诉她，这是好事，尽管党票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已经不再是找工作的敲门砖，但能获得学生党员身份，就是个人品行最好的证明。

      其实，我之所以极力主张女儿入党，也是存了一份私心。因为我觉得只有她入了，父亲当年的那个梦想，才算有了二代传承人，否则就断代了。女儿遵照我的嘱咐，在临毕业前也成为了预备党员。

      如今，算上妻子、女儿和女婿，我们家一共有四位党员。每当有乡邻提到入党的事儿时，我的父亲总是有些显摆地说道：“我们家有四个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