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谢田先生在《戚继光和李成梁之悖论》里面讲了一个现象：

在明后期军事史上，有两个人最能打——戚继光和李成梁，但两个人的打仗风格却迥然不同。

戚继光谋事。他总是最彻底的方式解决问题：守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镇北方，用火器加毁灭性攻击碾压蒙古人。他镇守过的地方，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战争。

李成梁“做局”。总是拉一个打一个，先拉着A打B，把B打残之后，再扶植C来打A，C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B去打C。李从来不彻底消灭某个威胁，而是挟寇自重，养贼邀功。

两人做事风格不同，造成的形势自然也不同：

戚继光抗倭，从此中国沿海再无倭患；戍北，直到明朝灭亡，蒙古再未犯边。

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东北连年征战，民生凋敝。而且，他亲手扶植起来一个儿女亲家，去当了少数民族的头领，这个人就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努尔哈赤。

２∥

然而两个人的个人遭际，却是天壤之别：

戚继光镇守的地方，因长年无战事，无法封侯晋爵。张居正一死，他就被排挤夺职，最后郁郁而终。

而李成梁呢？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捷报频传，朝廷赐蟒袍金冠、奇珍异宝无数。最后官至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整个辽东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3∥

这样南辕北辙的结果，显然是哪里出了问题。

问题就出在朝廷的绩效考评制度。

自古以来，针对武将的考评，最重要的一条无非是论功行赏。

这看起来天经地义，而问题也出在这里：要建功，必须要有敌人。你把敌人消灭光了，谁来陪衬你立功？

戚继光或许并无遗憾。他曾作诗明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英雄的境界自非常人所能揣度。而李成梁的所作所为，显然是现行制度框架下的最优选择。

朝廷想要得到太平，就要平息战乱：要平息战乱，就要激励将领；要激励将领，就要论功行赏。

奖赏逻辑推导到这一步，朝廷似乎已经忘了：论功行赏的目的是天下太平。太平是上位原则，论功行赏只是达成太平的下位原则。

绩效考评的指标替代了目标，并最终背离了目标，致使招致太平的戚继光郁郁而终，间接招致大明王朝亡国的李成梁位列三公。

４∥

如果大明王朝早一点认识到考评体系的漏洞，把地方是否变得平安作为平息叛乱的考评指标，彻底不生乱封侯，10年不生乱受上赏，5年不生乱受中赏，依次等而下之。通过考评制度引导将领行为，是不是就可能避免倾覆的命运呢？

类似混淆考评指标和考评终极目标的现象，在我们身边也时有发生。我们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笔者所在的城市，曾经将破案率作为考核警方的指标。越是大案要案，越是影响恶劣的案件，警方受到的嘉奖越高。

结果呢，轰动一时的特大爆炸案，城中村黑社会性质团伙，被接二连三破获，警方战果累累。但是，百姓并没有安全感，家家户户都装防盗栏，公交车上的小偷三五成群，明目张胆，缺少最基本的专业精神，和强盗抢起了生意。

这几年，有了片警，主要街道十字路口设置了岗亭，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日本的社会治安举世闻名，除了国民素质、社会文化、社会保险等因素外，其社会管理理念功不可没。日本对于社会治安是否良好的评判标准非常清晰，这个标准不是警察局的破案率，更不是发案率，而是要看舆论调查日本国民的安全感是否增强。

因为要评价安全感，在东京，几乎每个路口都有派出所，派出所呈网状分布，极易形成联动；警力延至社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警察很快就知道了，而且出警极为迅速。

5∥

适宜的绩效考评体系，能有效地引导和激励组织和员工，从而产生预期的行为和结果；而不合理的考评，则会与考评体系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

国内一家著名的钢铁公司，在三峡工程招标当中，由于某项指标过低没有中标。回来后，集团公司给炼钢分厂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必须将指标提上来。但是事情过了半年，这项指标仍然没有变化。

集团公司没有采取简单的行政办法，将炼钢分厂的厂长解职，而是派了小组进行实地考察。小组成员发现，集团公司对分厂的考评是70%的数量指标，30%的质量指标。这样一来，炼钢分厂就宁愿放弃30%的质量指标，追求70%的数量指标。

调研小组考察回来后，给集团公司写了一个报告，将分厂的考评指标对调了一下。结果不出一个月，质量指标就上来了。

6∥

考评就像一个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评，就会有什么样的员工行为。反之，如果想要改变员工的行为，就要调整考核项目和考核指标，公开考评结果，并及时对员工进行反馈。

道理很浅显，而在实际操作中，情况要复杂得多。

婴儿需要关爱的时候，就会哭闹。父母看到孩子哭闹，就会把Ta抱起来。一来二去，婴儿的哭闹会越来越频繁，变得越来越缠人。

专家说，正确的做法是，在孩子不哭闹的时候，经常抱起孩子给予关爱。一旦Ta哭闹，马上把Ta放下。如此，孩子就会变得安静。

可是，我们大都是在感冒了才去留意保暖，生病了才想起锻炼，有几个人腰不酸背不疼的时候去关注健康呢？

不哭的孩子没糖吃。也许我们在抱怨孩子的一些坏毛病时，首先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作法和本能冲动，记着给不哭的孩子吃糖？

7∥

一个地区长期安定，没有治安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是警方的策略得当，保障有力，还是这个地区的居民本来就素质高、安分守己？

拿治安环境好考评警方，拿安静不哭闹考评孩子，对他们是否会有失公允呢？即使拿这些指标做依据，又应当如何量化考评？这又是一道难题。

《鹖冠子﹒世贤》记载：

一天，魏文侯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侯很纳闷，问：“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扁鹊答道：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

我二哥治病，是在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乡里；

而我呢，是治病于病情危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所以就以为我医术高明。

如果我们对扁鹊兄弟三人进行HR考评，而我们对医术又仅懂一些皮毛，那么如何制订科学合理的考评方案？

如果我们尊重扁鹊的专业意见，那么这样的绩效考评如何服众？会不会有人质疑：扁鹊在以专家权为自己的家人谋求私利？

你跟我说“中医治未病”，我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病，你是不是在忽悠我？

如果我们遵从社会流行看法，是不是就会使扁鹊大哥这样的真正高手，对明明可以举手之劳就能治愈的病坐视不理，非要等到病入膏肓再行施治？

天下事言者易，行者难。可能还要更高明的智者，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疑难吧？

我们能做的，就是要经常研判绩效考评的大方向是否无误，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考评体系与考评目的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