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清明，我不能回到国内，去墓园祭拜爷爷奶奶了。
那一片墓园，坐落在大兴的一处空旷地。这些年，管理得越来越好，通往墓园的那条路，周边破败的房屋都拆了，只留下一大片绿地。
墓园离我们住的老屋不远，爷爷奶奶生前工作的单位也都在南边，选择这边的墓园也就成了自然。
爷爷是2000年去世的，我还记得当年选墓园的情形。
那时正是墓园推销都高峰期，很多地方都在卖墓地，墓地成了一桩买卖。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是没有墓园这个概念的。北京唯一的墓园就是八宝山，妈妈的骨灰很多年都是寄存在骨灰堂的一个小格子里。
爷爷去世时，才有了墓园的概念，有了清明节放假的规定。因此，我们才想到给他买块墓地。
那块墓地不贵，放到现在来看实在是太便宜，只有4500元，可以使用20年。
现在同样一块墓地，最低的也要六万块了。真是到了死也死不起的地步。所以，现在很多人选择了海葬，树葬，或是墙葬。
墓园无非是给活人留下的一个念想，想念时可以去祭拜，扫墓成了一种仪式。
每年站在爷爷奶奶的墓地前，先是清扫墓碑，然后贴上花圈，摆上贡品，洒上一瓶二锅头，接着是跪在地上给爷爷奶奶磕头。
一边磕头一边嘴里念叨着：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放心，我们都挺好的，我们一家人都挺好的。大爷、我爸，老叔都好。你们保佑咱们全家安康！”
不知道爷爷奶奶是否听得到我的话，但显然他们已经变成了和寺庙里的佛祖一样的角色。他们成了先人，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保佑我们的“特异功能”。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奶奶也去世十四年了，他们的大儿子前年也去世了。
墓地使用权也已过二十年，我续了费，这次可以使用十年。
我不知道我还可以续费几个十年。我想，来爷爷奶奶的墓地祭拜，大概到我们这辈就会结束了，不会再有下一代的祭拜。他们根本不记得他们的祖宗是谁，就像我也根本没见过我的老祖一样，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祭拜，不过三代。
我想过等我老了快走不动的时候，我就把爷爷奶奶的骨灰撒在大海里，总好过以后没人管时被墓园清理掉。
我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亲人去世后海葬。就像大爷去世之后，堂弟选择把父亲的骨灰埋在了一处野生公园的树下。
我母亲的骨灰也早已不知去向。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坐着地铁到了八宝山，找了一处小山包，母亲的骨灰永远留在了那里。
婆婆也给我讲起过她母亲的墓地。本来家族是有一块墓园的，家里所有人去世了都会埋在这里。
但有一天，墓地的区域被征用要盖楼，墓地需要迁走，没有人给补偿。婆婆家里儿女多，谁也不愿意再出钱给父母买块墓地，最后她母亲的骨灰就那么被随意扔掉了。
婆婆说起这件事，没有多少悲伤，反而是一种怨恨。她怨她的哥哥姐姐们没给父母买一块墓地。
宽听完冲着母亲说了一句话：“你还是在乎钱，他们不买你自己买一块不就行了。”婆婆无语。
宽说，他没见过他爷爷奶奶，他爷爷奶奶在他出生之前就死了。他只见过他姥姥姥爷，他姥姥一直瘫痪在床，是他妈妈伺候着，那时他妈妈才十三、四岁。为了伺候母亲，连初中都没念。
他对他姥爷的记忆是一个八十岁自私的脏老头。他说：“我讨厌他，小时候看电视，他老把着，看他自己喜欢的节目……有好吃的，我妈也老给他留着”。
他们家对祖辈的纪念还没过三代，也没有祖辈的墓地。
公公去世后，骨灰也一直寄存在骨灰堂，一存就是十年。直到前几年，才在昌平买了块墓地下葬。
那一年，我和宽开着车带着婆婆，从大兴到通州，再从通州到平谷，最后找到了昌平。
这不是民政局管理的正规墓地，这是一块当地农民自己开发的墓园，只因为姐夫家的所有祖辈都葬在了这里，婆婆最后决定把公公也葬在这里。
虽不是正规墓园，但买一块墓地的费用也不低——两万三千块钱，这也是婆婆选定这所墓园的主要原因。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花几万块钱买一块墓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次去墓园给公公扫墓，都可以看到，入口处不知什么时候竖起的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非法墓地，禁止买卖。”
大门口摆着一张桌子，一个农民模样的大叔递过来一支笔，让我们登记扫墓人的姓名，电话。
墓地座落在一处山坡上，斜坡上种着一排排的松树。松树后面，是一排排的墓碑。有的墓碑上逝者的名字不是刻上去的，而是用毛笔沾着金粉写上去的，那些名字被写得歪歪扭扭。
这里说是墓园，俨然已经没什么人管理。宽问婆婆：“要是哪天这里也被占了盖楼，我爸的骨灰怎么办？”
婆婆说：“那就扔了呗。”
像她父母的骨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