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弗吉尼亚 伍尔夫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出现在封面上、马克杯上、纪念品和各类宣传册上。在这张颇负盛名的侧影里，伍尔夫忧郁、沉思、脆弱、疏离，她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大众对她的印象也似乎定格在了这张侧影中——智慧而忧郁，优雅而忧郁，疏离而忧郁，忧郁，无限的忧郁。达芙妮·默尔金在《我快要幸福了》的扉页写到：“再过几个星期，我就到了弗吉尼亚 伍尔夫和黛博拉 迪格斯自杀的年纪了。”

而真实的弗吉尼亚 伍尔夫远不止二维的照片中定格的这一面。事实上，书页背面的伍尔夫优雅、狡黠、前卫、有着冒犯人的小幽默，还相当大胆。伍尔夫不仅敢在小说里写“上帝果真不怎么善良”，更是个无畏的行动派——1910年，28岁的伍尔夫假扮来自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王子，和弟弟等人混进了无畏号战舰并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那么，把这样一位来自旧时代的“时髦”女士放进未来会怎样？二十一世纪，对于伍尔夫来说的那个未来。

于是，21世纪，畅销小说家安吉拉在奔赴“21世纪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国际学术会议的途中偶遇了复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口袋里装满石头的伍尔夫从那条让她溺水的小河中一不小心坠入了安吉拉的旅程。对于伍尔夫的书迷来说，这趟旅程处处都是彩蛋，也展现了严肃作品之外更真实更鲜活的伍尔夫——她一周吃六个汉堡，比起浓缩咖啡更喜欢加了奶油的拿铁，点菜时会恶作剧式地引用自己的作品：“来点玫瑰花蕾一样的抱子甘蓝”。相比于伍尔夫的从容和享受，安吉拉就没那么潇洒。相爱却矛盾重重的跑到北极去的丈夫，叛逆又对寄宿学校敌意满满的青春期女儿，难以权衡的事业和工作，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烦恼似乎不比伍尔夫所在的年代更少。而奇遇偶像的新鲜感褪去后，安吉拉多少有些叶公好龙的意思。她不喜欢伍尔夫的优越做派，总觉得伍尔夫把她当做仆人使唤，甚至还和伍尔夫打了一架。安吉拉形容这段关系为：“这是一段怪异、动人又危机四伏的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其他涉足，随时都会分崩离析，既无照片留存，也无文字记录。”和伍尔夫摩擦重重的可不止安吉拉一个人，还有她远隔万里的女儿格尔达——这个来自过去的古怪女人占用了妈妈所有的时间，愤怒的格尔达逃出寄宿学校，独自飞往异国他乡寻找妈妈。三个女人的大冒险在同一时间线拉开了帷幕。

伍尔夫、安吉拉、格尔达；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极具个性的女人在误会和摩擦中相伴前行，但总有种强大的力量让他们心灵相系共鸣。听当地人讲少女塔的传说时，伍尔夫质疑为何两个版本的神话故事里死掉的都是女人，如此被动的女人；而安吉拉的想象更加大胆——假如蜡烛是少女自己熄灭的呢，她厌倦了少年的爱，于是设计杀死了少年。讨厌抢走妈妈的伍尔夫的格尔达也在阅读《到灯塔去》、《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过程中逐渐领略到伍尔夫思想的璀璨迷人，跨越遥远的时空和差异喜欢上了这位老朋友。

伍尔夫的目光从不局限于客厅和那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在女性话题之外，她更关注灵魂和思考本身。降落二十一世纪的伍尔夫时刻不停地观察、思辨着周遭的一切。二十一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完成了重组，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那些庞大而古老的社会问题却从未消解。伍尔夫的外部视角犀利而尖锐，直刺现代社会遮羞布下的痛点——她从来都不是讨人喜欢的提问者，她也从不在意冒犯任何人。对比二十世纪，我们常常误以为二十一世纪已是进步的新天地，我们做得够好。在伍尔夫的年代，没有男人的陪同她甚至不能出入图书馆；但二十一世纪的夜幕下伍尔夫和安吉拉能在路边小店喝酒。在伍尔夫的视角中，现代做得远远不够，甚至称不上是进步。现代人语言上被政治正确捆绑，不能说犹太佬，不敢说闪族人，心里却不见得有多待见不同文化习俗的其他族裔。在话语的退缩和自我限制背后，保守化和去世俗化势力正在蓄力。仆人是侮辱性词汇所以最好称呼他们为服务员，可有人高高在上有人工作不停的事实并没有改变。繁华富丽的旅游区与贫民窟仅有一墙之隔，阶级从未消失甚至懒得掩饰。

伍尔夫毫不客气地揭穿政治正确和“人人平等有机会”下漏洞百出的实质，也逐渐点破了她对于新旧两个世界的迷惑——过去的人们，除了被遗忘究竟还能做些什么。来到二十一世纪，伍尔夫熟知的那个世界早已分崩离析。见证两家老书店接连倒闭使得伍尔夫和安吉拉一度对文学对文字的未来失去信心。但在伊斯坦布尔的学术会议上，伍尔夫的疑问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在安吉拉的引导下，人们理解了伍尔夫，从精神上继承了伍尔夫的文学信仰，不断思索、不断质疑、不断寻找未开发的自己。人们需要伍尔夫，而伍尔夫也需要来自未来的人们，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安吉拉，还有来自更遥远未来的格尔达。旧世界归于尘土，书页化作纸浆，而思想超越肉体的极限代代传承。

不要去墓碑前缅怀过世的作家，她不在那里。去阅读，去思考，相信文学和文字的力量，与书页间与她相遇。她给来自未来的读者准备的礼物就埋在字里行间，很耐心，很真诚地等待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