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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曾国藩后人的短命，锺先生也是侃侃不已，说他的曾孙女，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和曾孙，湖南大学机电系主任曾昭权，都是跳楼自杀的，因为不愿意批判曾国藩。
“要是我，就绝对不会自杀。自杀干什么呢？不肯批判，又不会枪毙你，顶多说你思想落后嘛，你承认就是。留着这条命，可以看好多书，做好多事噻。”
恐怕只有经历过绝对黑暗，在黑暗中生存了八年之久的人，才可以说自己不怕黑吧。他说的这个“又不会枪毙你”，是有被枪管顶着脊背的坚硬感的。
跟他一起坐牢的人当中就有自杀的，因为受不了没有社会地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和人格侮辱。极度苦闷的时候，他也跟锺先生谈过，先生劝他，好比是黑夜，总会有天亮的一天，熬一下，等一下，不要走绝路。劝了很久，但对方还是没能熬到天亮。
锺先生自己，是在足以让人自杀的环境中读完了《二十四史》，与周作人通信，收集上百种清朝官员出使西欧的笔记，所以刚从监狱出来，便能着手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这种无缝对接，正源于他强悍的生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积极准备。
最开始被划右派的时候，他是觉得很委屈的，认为自己只是在提意见，并没有要反对什么。但是他迅速转变思路，接受指控，把所有负面的压力——不发工资也好，干体力活也好，遭白眼也好，都转化为战斗力。他当时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下去，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
“现在看，这两条都做到了。”
他是坚决的“不动派”，手握最大的论据是乌龟，这种最长寿的动物，刚好是以不动著称的。从能量守恒来看，他是对的。当然，我认为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基因。他的父母都是高寿，他今年八十九岁，哥哥和两个姐姐都仍然在世。所以他理直气壮地不运动，觉得如果为了延长寿命而去苦苦锻炼，在时间上划不来。
他对于人的最高要求就是“身心健康”，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他认为他做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些笨功夫，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做，或者是想做但坐不住，而他能够出一些成绩，也得益于长寿。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噻。”
大约因为接了老朋友的电话，他显得特别高兴，像个孩子一样，语速更比平时快，神采飞扬，脸上的肌肉不断堆出笑纹，眼睛眯起来，下巴上松弛的皮肤也收了上去。一直聊到快十一点，他还有滔滔之势。我们起身告辞，也请他早点休息，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还要做个一小时的事，到十二点再睡。我想起“一条”来他家拍视频的时候，他连续一个人讲六小时，拒绝中场休息，“搞完算哒”，让轮番上阵的年轻人叹为观止。
美国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分析了幸福的内涵，包括：积极的情绪、投入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做有意义的事、获得成就感，并指出幸福可以通过练习得到。
这天晚上，锺先生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我默默地想，上述五条，他可是一条都不拉呀。这个从来不知道头晕头痛为何物的人，这个快九十岁但是反应比年轻人还快的人，这个中风三次，八十岁上还曾经脑溢血，但思维和记忆力都没有丝毫衰退的人，他的幸福首先来自，不管怎样，一定要活下去，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