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著《三国演义》中大写特写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广为流传,说的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蜀国丞相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遗诏为重兴汉室而立志北伐，于是在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为了巩固后方，解除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

蜀国的军队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并且设法捉获了叛军首领孟获。但是，当诸葛亮领他观看蜀军营阵，问他此军如何的时候，孟获却不服气地说：“以前我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败。今天观看了营阵，再打我肯定能赢！”

由于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时，诸葛亮便把他放掉，让他回去组织人马再战。就这样一连七擒七纵，当诸葛亮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再反叛了！”诸葛亮以这种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服了南方的叛乱，从而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多少年来，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人们把“七纵七擒”这句话加以渲染，使之成为耳熟能详的长篇故事。但是，就是翻遍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三国志》，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那么，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真实性到底如何？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孟获其人。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关孟获平定南中的记载总共十二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中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也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有人据此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其人，如果战争史上真有这种上罕见的“七擒孟获”成功战例的话，那么历史著作《三国志》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可见，孟获这个人应该只是《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了。

然而，很多史学家却普遍认为，《三国志》虽然为历史名著，但其中的记载却过于简略，漏掉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中，明确地提到了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记载，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

清光绪二十七年在昭通县县城南十里白泥井出土的著名的汉代“孟孝琚碑”，现存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在该碑记载的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的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除此之外，有关孟获祭祀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显示，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和宋代时期。而且建国前，在西南诸省的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祠孟获者有很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就都设像祭祀。民间所供的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据此，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虽然孟获的生卒时间无法考证，但“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孟获确有其人，那么，诸葛亮是否对其“七擒七纵”呢？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诸葛亮不可能对孟获“七擒七纵”。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遂至滇池”，时间正是这年秋天。从他“五月渡泸”，只用了大约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称兵倡乱”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其秋悉平”，或“秋，遂平四郡”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方务在北”的诸葛亮一方面要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短时间内要完成那么多的事，这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现实情况下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办到的。《通鉴辑览》也说，“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荒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韝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诸葛亮不可能对孟获“七擒七纵”。 三国时期的南中，是蜀国的一部分，指的是现在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自古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诸葛亮是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发的，四月平越隽（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到了秋天，四郡（越隽、建宁、牂柯、永昌）均已平定，于是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回到成都的。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诸葛亮安定南中时显然没有到过滇西，诸葛亮怎么会在一个自己没到过的地方“七擒孟获”呢？

而且，部分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可见，“七擒孟获”是确无其事了。

但是，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滇西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在《滇云纪略》中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这一切为这个历史故事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七擒七纵”的故事是否真的存在，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