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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的广州，已经热得像一口蒸笼。
霍揆彰在城南一家小客栈里住了三天，每天清早出去打听黄埔军校的报到事宜，下午回来坐在吱呀作响的竹椅上对着电风扇吹风。客栈的老板娘是个胖胖的广东女人，说话语速极快，霍揆彰只能听懂三成，但靠着手势和纸笔倒也把事情弄清楚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已经结束，但谢晋、刘况两位保人的推荐信还在有效期内，他得先去广州城里的国民党临时党部办手续，然后等通知上岛。
第三天下午，他拿到了那张薄薄的报到凭证。纸是粗糙的土纸，上面盖着一枚朱红的圆章，写着"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几字。他把那张纸折好贴身揣着，从党部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广州的晚霞烧得正烈，半条街都被染成了橙红色，街对面的骑楼下有小贩在卖糖水，一勺一勺地舀进碗里，热气腾腾的，甜味飘过半条街。
霍揆彰摸了摸怀里的那张纸，觉得胸口的跳动比方才稳了一些。他走到糖水摊前，掏了两个铜板买了一碗绿豆沙，蹲在骑楼的柱子底下慢慢喝。甜凉的绿豆沙顺着喉咙滑下去，把他这几天的焦躁和忐忑一并冲淡了些。他抬头看着对面店铺门口挂着的"黄埔军校招生"的旧横幅——已经被日头和雨水褪了色，字迹模糊了，只剩下红底上几个浅白的印子。但他知道，那条横幅后面，就是他现在要去的方向。
第二天清早，他在珠江边搭上了一艘去黄埔岛的小火轮。船不大，甲板上挤了二十来个人，有跟他一样背着包袱去报到的年轻人，也有送货的、探亲的、做小买卖的。霍揆彰靠在船舷边上，手搭在铁栏杆上，看着船慢慢驶离码头。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柴油味，把他的头发吹得往后扬。他眯着眼睛朝前方望去——江面开阔，水流平稳，远处的黄埔岛像一片漂浮在水面上的绿叶子，矮矮的，并不起眼。
船行了大半个时辰，黄埔岛近了。他看见岛上有几栋灰白色的建筑，有操场一样的空地，空地上有黑点在移动——那是人，是正在操练的士兵。岸边的木码头上已经站了几个人，穿着灰色的军装，帽檐压得很低，背着手看着船靠岸。
霍揆彰跳上码头的时候，脚踩在木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他站稳之后先环顾了一圈——面前是一条泥土路，路两边种着大叶桉树，树荫落在路面上，斑驳而清凉。路的尽头是一扇铁栅栏门，门楣上悬着一块木匾，写着几个大字，阳光正好照在那上面，晃得他眯了眯眼。
"陆军军官学校"。
他看了那六个字几秒钟，然后抬脚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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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的手续比想像中快。一个戴眼镜的文职军官接过他的推荐信和报到凭证，在一本厚册子上翻了翻，找到了他的名字，打了个勾，递给他一张住宿分配单、一套灰布军装、一条武装带、一双布鞋。
"第三队，丙字营房二楼二零八室。"文职军官头也不抬地在单子上指了一下，"领了东西先去换衣服，下午两点操场集合，第一次点名。"
霍揆彰把东西接过来，发现那套军装是用粗布缝的，灰扑扑的，叠得四四方方，还带着一股新布浆洗过的硬挺味道。他把衣服抱在怀里，按照文职军官指的方向穿过操场往营房走去。
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练队列，有人在抱着木头枪练习刺杀动作。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地灌进耳朵里。霍揆彰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从那些操练的人旁边经过时，他们的目光有好奇的、有漠然的、也有打量着的——那是黄埔的第一天，他走在其中，跟所有初来者一样，既急于融入，又不知如何融入。
丙字营房是栋两层的旧楼，灰砖墙面，窗户窄小。霍揆彰爬上二楼，找到二零八室推门进去，屋里已经住了三个人，两个正在整理床铺，一个坐在窗台上叠衣服。见他进来，三人同时抬起头。
"新来的？"靠窗那个跳下窗台走过来，伸出手，"林振中，第二队的。你哪队的？"
"霍揆彰，第三队。"
"三队？那一队三队的都在二楼，四队五队的在一楼。"林振中指了指靠门那张空床，"那个位置是你的，我先到先占了靠窗的，你别介意。"
霍揆彰摇摇头，走过去把东西放在那张空床上。他解开包袱开始铺被褥的时候，听见另外两个人在旁边聊天——一个说"听说明天蒋校长要来训话"，另一个说"我老家那边听说咱们这学校是苏联人出钱办的，真的假的"——霍揆彰手上的动作顿了顿。苏联人？他在衡阳的时候听说过"俄国革命"的事，但从来没有把那些遥远的事情跟眼前这间灰扑扑的宿舍联系在一起。
他刚把床铺好，窗台上的林振中又开口了："喂，你吃午饭了没有？食堂在操场东边那栋红砖房子，现在去还能赶上最后一拨。去晚了就只有剩菜了。"
霍揆彰确实饿了。他点点头，跟林振中一起下了楼。两个人走在营房前面的泥土路上，头顶是大叶桉树的绿荫，远处操场上喊口号的声音还在持续。林振中是个话多的人，一路上嘴没停过——他是广东潮汕人，家里做小生意，年初听说黄埔招生就自己跑来了，家里人还不知道。"等我在军校混出个名堂来再写信回去，吓他们一跳。"他笑着说。
霍揆彰听着他说话，偶尔应一两句。食堂到了，是一间宽敞的大屋，摆着几十张长条木桌，桌上铺着粗油布。饭菜是简单的糙米饭、炒青菜、豆腐汤，偶尔有一两片薄薄的肉。霍揆彰端着粗瓷碗坐下来吃，米饭硬，嚼起来费劲，但他一碗接一碗地吃了三碗，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林振中在旁边看着，笑了起来："头一回吃吧？习惯了就好。咱们这儿的米饭从早到晚都是硬的，吃多了牙口好。"
霍揆彰抹了抹嘴，说："能吃饱就行。"
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在黄埔，能吃饱饭、能穿军装、能站在操场上被点名——这就够了。他等这个机会等了太久，从酃县的私塾到衡阳的学堂，从县城小学的讲台到广州的码头，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终于站在了这个地方。他不想再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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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在第三天举行。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霍揆彰就被哨声叫醒了。洗漱、换装、整理内务，灰布军装穿在身上还带着新布的涩劲儿，武装带勒紧了腰，布鞋是新发的，底子还发硬。他站在镜子前面看了看自己——军帽戴正了，帽檐压到眉毛上方两指的位置，领口的风纪扣扣紧，整个人像被这身粗布衣服收紧了似的，轮廓一下子分明起来。
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几百名学员按队别列成方阵，灰压压的一片，在晨光里像一道排列整齐的城墙。霍揆彰站在第三队的方阵里，前后左右都是跟他一样穿着新军装、绷着脊背站得笔直的年轻人。没有人大声说话，空气里只有衣料摩擦的窸窣声和呼吸声，还有清晨珠江上飘过来的薄雾，凉丝丝的，贴着人脸就化了。
八点整，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校门，在操场前面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穿深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走下来。霍揆彰隔着几十步的距离望过去——那人身量中等，剃着短发，面容瘦削而棱角分明，两道眉毛斜斜地向上挑着，眼睛不大但很亮，目光扫过来的时候像刀锋一样利。
"蒋校长到——"
口令传了下来。全体立正。霍揆彰脚跟并拢的时候听见自己身后的人也在齐刷刷地并脚，那声音像一阵短促的雨点落在硬地上。
蒋介石走上操场前面的讲台，扫视了一遍底下的方阵。他没有拿讲稿，双手撑着讲台的两边，开口道：
"诸位，"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压出来的，"你们今天站在这里，是站在中国革命的起点上。黄埔军校是什么？不是一所普通的陆军学校，不是教你们当兵吃粮的地方。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的子弟兵，是革命的火种，是将来统一中国的中坚力量。"
霍揆彰站在队列里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前方的讲台。蒋介石继续说下去，讲"联俄联共"、讲"打倒军阀"、讲"统一中国"。那些词霍揆彰大部分在《新青年》和赵明礼的信里读到过，但此刻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每个字都像被磨亮了的刀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
"你们在这里要学的，不仅是枪法和战术，"蒋介石的声音提高了，"更是主义。什么叫主义？主义就是方向。你没有方向，拿着一杆枪也不知道打谁。有了方向，你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
他停下来喝了口水，目光在队伍里扫了一圈，忽然说："今天站在这里的，有湖南人、有广东人、有浙江人、有四川人——天南海北，什么地方的都有。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将来也要到五湖四海去。记住，你们走出去的时候，肩膀上扛的不只是枪，是中国的未来。"
他说完这句话，沉默了一瞬。操场上几百个人鸦雀无声，连江上的鸟叫都听不见了。然后蒋介石抬起手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下讲台，钻进了那辆黑色轿车，轿车发动，开出了校门。
方阵里足足安静了半分钟，然后口令员的声音响起来，解散。霍揆彰站在原地没动，他身边的学员们三三两两地散了，操场上的人流像一摊水漫开。他站了好一会儿，直到林振中从旁边走过来拍他的肩膀："走啊，傻了？"
霍揆彰回过神来。他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没事。"他说，跟着林振中往营房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的日记——如果他有写日记的习惯的话——大概会记下这样一句话：他说"主义就是方向"。我从前在衡阳读书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方向。但今天站在操场上听他说完，我才发现，那个方向还不够亮。
他确实还没有方向。或者说，他有一个模糊的方向，但那个方向还需要一把火来照亮。而这把火，黄埔岛上接下来四个月会替他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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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的生活比霍揆彰想像的任何一种训练都要严苛。
每天清晨五点半哨声响起，十分钟洗漱整理，六点整已经在操场上列队完毕。晨操一小时，然后是早饭，接着是上午四节军事课，下午三节操练，晚饭后是政治课或自习，九点半熄灯。一天的时间被切成了均匀的条块，每一分钟都有安排，每一件小事都有规矩——连被子怎么叠、牙刷朝哪个方向放、走路的时候手摆动的幅度，都有明确的规定。
霍揆彰在一个星期之内掉了三斤肉。他的肩膀被步枪的背带磨出了一道暗红色的印子，脚后跟被新布鞋磨破了皮，每天洗澡的时候热水一冲就疼得龇牙。但他一声没吭。他看见身边的人也是一样——林振中瘦了一圈，下巴颏尖了出来；同宿舍另一个叫周克勤的云南人膝盖上磕了一块大青淤，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操练的时候照样跑得飞快。
没有人抱怨。黄埔有一种奇怪的氛围——大家心照不宣地觉得，吃苦是天经地义的，越苦越说明你在正路上。那些吃不了苦的人，第二周就走了好几个。留下来的，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
霍揆彰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从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韧性。他在衡阳读书的时候觉得自己聪明，学东西快；到了黄埔才发现，聪明的人有的是，比他聪明的一抓一大把。但他能忍。别人跑五公里气喘吁吁停下来的时候，他能再多跑一公里。别人练刺杀练到胳膊抬不起来收枪休息的时候，他咬着牙再多练二十次。
他渐渐发现，在这座岛上被看重的不是你的出身、学问、天分，而是你能不能扛。能扛的人，教官会多看两眼；不能扛的，再聪明也没用。
第三周的时候，队里组织了一次模拟侦察训练，两个人一组，要在规定时间内穿越一片模拟"敌占区"到达指定地点。霍揆彰跟周克勤分在一组。两人在树林里摸了大半个时辰，霍揆彰的军装被树枝划了好几道口子，脸上也被蚊子叮了几个包，但他们比规定时间提前了一刻钟到达。教官在终点记了时间，看了他们一眼，在名册上打了个勾，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那天晚上林振中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探头过来问他："你说，咱们在这儿练这些东西，将来真的用得上吗？"
霍揆彰平躺着，眼睛望着头顶黑漆漆的天花板。"用得上。"他说，"就算用不上，练出来的本事是自己的。打仗用不上，往后干别的也用得上。"
林振中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心态真好。"
霍揆彰笑了一声："不是心态好，是退路太少。"
他说的实话。林振中家里做生意的，万一行不通还能回去帮父亲看铺子；周克勤家在云南经营茶庄，好歹有个退步。霍揆彰不一样——他爹那头猪已经卖了，他娘手指上剁猪草的疤还没消，他走之前把欠亲戚的三块大洋还清了。他背后没有任何退路，只有一条白水溪和一个老槐树底下的爹娘。他要是在这儿退了，没人能替他往前走。
所以他只能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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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礼是入校第三周的周日下午来找他的。
那天是休息日，霍揆彰正在营房外面的水龙头底下洗衣服——灰布军装泡在木盆里，搓出来的水灰白灰白的，是新布头几回下水必掉的色。他正埋头搓着领口，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
"霍揆彰！"
他一回头，看见赵明礼站在三米开外，穿着一身跟他不相上下的灰军装，人比去年在衡阳时瘦了一圈，但精神头足得很，眼睛亮得像两个灯泡。他冲霍揆彰咧嘴一笑，露出那排白牙："可算找到你了。三队二排四班，对吧？我打听了半天。"
霍揆彰甩了甩手上的水，站起来，两个人面对面站了两秒钟，然后赵明礼一拳捶在他肩膀上。"行啊你真来了，"他说，"我信发出去的时候还怕你赶不上。"
"赶上了。"霍揆彰笑了一下，也捶了他一拳，"谢谢你那两封信。"
"客气什么。"赵明礼拉他在水龙头旁边的台阶上坐下，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递了一根给霍揆彰。霍揆彰摆摆手——他不抽烟。赵明礼自己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仰头吐出一个烟圈，看着那烟圈晃晃悠悠地升到半空中散开。
"这儿怎么样？"他问。
"比我想的苦。"
"苦就对了。"赵明礼抽了口烟，"不苦的地方出不了真本事。你瞧见咱们教官那些人了没有？好多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正经科班。咱们在这儿待一年，顶在外面待五年。"
霍揆彰点了点头，把两只湿漉漉的手搭在膝盖上晾着。午后的阳光透过大叶桉树的叶子落下来，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远处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喊声、笑声顺着风飘过来，隔着一段距离显得闷闷的。
"你听了蒋校长的讲话没有？"赵明礼忽然问。
"听了。"
"觉得怎么样？"
霍揆彰想了想。"他说的'主义'，"他说，"我在衡阳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么深。那时候觉得多读几本书、多见几个世面就行了，来了这儿才知道，光有那些不够。"
赵明礼扭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种"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意思。"对吧？"他把烟屁股摁灭在地上，"我当初跟你说的，笔杆子不够，得有枪杆子。但枪杆子上面还得有个东西罩着——就是'主义'。没有主义的枪杆子，跟军阀的枪杆子没区别。"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低头看着霍揆彰。"咱们这儿有个政治教官，姓周，讲的东西挺有意思的。下次你去听一堂，保准你听完睡不着觉。"
"哪一队？"
"第三队，明天下午就有。"赵明礼朝他挤了一下眼睛，"你那个队的，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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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的政治课，霍揆彰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教官进教室的时候，霍揆彰没有特别在意——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男人，中等身材，面容清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走路的步子不快但极稳。他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周恩来。
"今天不讲课本，"他转过身来面对学生，声音不高不低，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自然，"我们聊一个题目：革命者的觉悟。"
教室里安静下来。霍揆彰坐直了身子，不自觉地把手从桌面上放了下来。
周恩来没有拿讲稿，也没有看任何纸条。他在讲台上缓缓踱了两步，开口说："你们来黄埔之前，各自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在座的，有农民的儿子、有商人的儿子、有教书先生的儿子、有前清秀才的后人。你们的人生本来各不相干，今天却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为什么？"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室。"因为你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同一个东西：这个国家不对了。什么不对？怎么不对？该怎么让它对？这些问题你们从前想过吗？想过。但你们想不清楚。你们来黄埔，就是为了把它想清楚。"
霍揆彰坐在底下，觉得周教官的目光在某一个瞬间似乎在他脸上停了一停。他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但那一刻他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周恩来继续说下去，讲"觉悟"——觉悟不是想明白了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状态：你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了，不再信别人替你下的判断；你开始用自己的肩膀扛责任了，不再把一切推给"命"或"运"。他讲到"一个觉悟了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付出代价"的时候，霍揆彰忽然想起父亲在村口老槐树下说的那句"出去，就别回头"——他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去，只知道该出去。现在他有点明白了。
"你们记住，"周恩来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窗外的暮色透了进来，"革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从来不是。但你们今天选择穿上这身军装，就已经跟它绑在一起了。往后的路，无论走到哪一步，别忘了今天坐在这间教室里的时候，心里那个让你坐不住的东西是什么。"
他合上教案，朝学生们点了点头，走出了教室。脚步还是那么稳，不快不慢，像他来时一样。
教室里的人陆陆续续站起来往外走。霍揆彰坐在原位没动。周克勤从前排转回头来找他，喊了一声"走了走了开饭了"，他才恍然回过神来，起身跟着人流往外走。他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停了一瞬，回头看了一眼那块黑板——周恩来已经走了，但"觉悟"那两个字仿佛还在空气里悬着，黑板的底色上浅浅地留着粉笔字的印子。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霍揆彰翻来覆去了很久。他在心里反复琢磨周教官说的那句话——"让你坐不住的东西"是什么。他想起自己在衡阳读书时读《少年中国说》读到浑身发热的那天晚上，想起站在县城小学讲台上跟学生说"这个国家需要有人读书"时那种喉咙发紧的感觉，想起在广州站走下火车的那一瞬间，心里涌上来的那个模糊而庞大的冲动。
这些东西不一样。但它们都是同一样东西——不甘心。不甘心一辈子待在井底看天，不甘心这个国家永远是别人餐桌上的鱼肉，不甘心自己这辈子就这样算了。而黄埔，给了他一个把这些"不甘心"变成行动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窗外传来珠江上夜航船的汽笛声，低沉而遥远，像一声叹息。
他在那声汽笛里沉沉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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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黄埔过得飞快。霍揆彰渐渐习惯了每天五点半被哨声叫醒、九点半吹灯睡下的节奏。他的射击成绩从第一次打靶脱了两靶，到两个月后能在百米外打中七环以上。他的队列动作从笨拙生硬到干净利落，教官点他名的时候从"那个湖南的"变成了"霍揆彰"。他的肩膀不再磨破了，脚后跟也长了一层硬茧，整个人瘦了一圈但也紧了一圈，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目光比从前利了。
他认识了更多的人。第二队的林振中成了他的常客，隔三差五跑来他宿舍串门，有时候借本书，有时候讨根针线补衣裳。第三队里他渐渐跟周克勤熟了，两个人是搭档，每次操练都站在一起，配合出了默契。有一回练习班进攻战术，他们那班得了全队第一，教官点名叫他们两个人出列示范，霍揆彰站在队列前面做动作的时候，余光能感觉到身后一百多双眼睛在看着自己——那感觉让他脊背上微微发热，但不是紧张，是一种"我能行"的确定。
还有一个人，霍揆彰是在一次课后讨论会上遇到的。那人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说话的时候语速慢，每一个字都像被秤称过一样稳。他叫陈诚，是炮兵科的教官。
那天讨论会上讲的是"现代战争中的炮兵运用"，陈诚作为教官列席旁听。讨论到一半的时候，一位学员提出了一个问题："炮兵阵地如何应对敌方步兵的突袭？"这个问题不算刁钻，但回答的人说了半天没说到点子上。陈诚坐在旁边一直没开口，等那人讲完了，他慢慢地插了一句："关键在于阵地的纵深配置。前哨放出去两里地，炮位分散而不是集中，即便一路被破了，还有第二路能打。"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霍揆彰侧过头去看了他一眼——那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平平淡淡的，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不知道为什么，霍揆彰就觉得这个人说的话值得记住。
讨论会结束后，大家在走廊里往外走。霍揆彰有意放慢了步子，跟陈诚走到了并排。"陈教官，"他开口，"刚才您说的那个纵深配置，能不能再细讲讲？"
陈诚侧头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不大，但很沉，像两口深井。"你是哪队的？"
"第三队，霍揆彰。"
"哦。"陈诚点了点头，脚步没停，"明天下午我有课，你过来旁听。炮兵基础，但前面会讲一些配置的原则，对你理解步兵战术也有用。"
"好。多谢陈教官。"
陈诚没再说什么，点了下头就往前走了。他的背挺得很直，步幅均匀，整个人像一支移动的标尺。霍揆彰站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了转角处。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把明天下午的时间空了出来，在作息表上画了个圈。林振中趴在对面床上看见了，问："你圈什么？"
"明天去听一堂炮兵课。"
"你还对炮感兴趣？"
"不是炮。"霍揆彰把作息表折好放进抽屉，"是那个人。"
"谁？"
"陈教官。"
林振中想了想，恍然大悟："哦，那个矮个子？他讲东西挺清楚的，我听他讲过一回战术课，全程没有一句废话。"
"嗯。"霍揆彰关了灯，躺下来，"我就想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废话也没有的课。"
黑暗中林振中笑了一声："你这人真怪。别人去听政治课，你去听炮兵课。别人想攀校长，你想攀个教官。"
"我没攀。"霍揆彰说，"我只是觉得，这个人身上有种东西我该学。"
"什么东西？"
霍揆彰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合适的词。他就说："明天听完再告诉你。"
但第二天听完那堂炮兵课之后，他也没能准确地告诉林振中。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陈诚站在讲台上讲炮兵的弹道计算和阵地布设，枯燥的技术细节在他嘴里像一串串被捋顺了的珠子，一个接一个，排得整整齐齐。他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煽情、没有口号，只是把"战争"当成一件技术活来讲。但霍揆彰坐在底下，却觉得那种"技术"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告诉你，打仗不是靠热血冲昏头，是靠脑子、靠计算、靠经验。热血会让你冲上去，但脑子才能让你活下来。
课间休息的时候，陈诚走到窗边喝水。霍揆彰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陈教官，"他站在旁边，"您刚才讲的那个射击诸元的修正，要是遇到大风雨天怎么办？"
陈诚把水杯放下，看了他一眼。"大风雨天就要预设修正量。你提前算好各种天气条件下的弹道偏移，记在本子上，临场对照。打仗不是猜谜，是做题。"
"做题。"霍揆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
"对。做什么事都是做题。你把题目弄清楚了，答案自然就出来了。"陈诚顿了一下，又多看了他一眼，"你叫什么来着？"
"霍揆彰。"
"霍揆彰。"陈诚把名字念了一遍，点了下头，"下次有战术课你也可以来听。炮兵和步兵要配合，你不懂炮，就不知道怎么跟炮配合。"
"好。"
陈诚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回了讲台。霍揆彰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来黄埔之后一直模糊的那种"该往哪里用力"的困惑，在这几句话之后清楚了一些。
黄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人用主义照亮你，有人用技术训练你。你站在中间，一样一样地捡起来，装进自己身体里。等装满了，就该出去了。
1924年的秋天快结束的时候，霍揆彰已经在这座岛上待了五个月。他比刚来时重了两斤——全是肌肉。他比刚来时黑了三个色号——全是日头晒的。他比刚时沉默了一些，但眼睛里的东西更多了——那是他读过的书、上过的课、听过的训话、挨过的批评、跟陈诚有过的那几次短促的对话，日积月累地沉淀下来，变成了一双看得见"方向"的眼。
有一天傍晚，他独自走到岛南边的岸上。珠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水面开阔，对岸的广州城在暮色里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他站在岸边，江风吹着他身上的灰布军装，衣摆猎猎地往后扬。他的手里攥着一顶军帽——刚才被风吹掉了，他还没来得及戴上。
他望着对岸的灯火，忽然想起七岁那年坐在私塾里读"君子坦荡荡"的那天下午。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只是一个坐在旧木桌前、被窗外知了声包围的小孩子。二十年过去了，他从白水溪边走到了珠江边上，从读《三字经》的小学生变成了黄埔军校第三队的学员。他走过的路不算特别长，但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踩出来的。
他戴上军帽，转身往回走。营房里已经亮起了灯，橘黄色的光从一排排窗户里透出来，在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显得暖和而踏实。他加快步子走了回去，走进那片光里。
（第四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