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7岁英年谢世的张荫麟，用半部《中国史纲》在士林赢得盛誉。“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是张荫麟的同代大家熊十力的溢美之辞。这以后，张荫麟虽湮没于流俗中，但终被识得他的方家仰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王家范在论及《中国史纲》时如此评价“……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
王家范先生所言极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除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能与之匹敌外，专门写给中学生阅读的历史教材，无出其右者。著作如此，人亦然。以短暂的37年人生就博得后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声望的，张荫麟后寂寂也。
张荫麟的生卒年份是1905年和1942年。我们在追问那个年代能出一个张荫麟而现在却无英杰辈出前，不妨翻检一下张荫麟所以能成为一代史家和哲人的原因吧。
王家范先生在他的《张荫麟和他的〈中国史纲〉》有这样的表述：“近代以来，人才成群蜂拥而起，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间……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现代意义的各种学科相继滥觞，‘筚路蓝缕，以起山林’一代沟通中西的学科权威名家大抵形成于这个时期。”所谓风云际会，当指如此情形：才情绝世的张荫麟，在他“思接千里，精骛八极”的鼎盛时期，躬逢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最好时期，玉成了他的《中国史纲》。
二是张荫麟遇到了一个大师多为谦谦君子的好年代。有这样一段佳话：有一次，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突然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来，问听众中哪一位是张荫麟，才17岁张荫麟立刻起立致敬。原来他写信去请教梁启超前次演讲中的问题，梁启超先生不因张荫麟年少而敷衍他，利用演讲上课的机会，当众答复他。如此大师风范，无意中浇灌了张荫麟心里那块属于学术的沃土。
三是张荫麟家学渊源。年幼丧母让张荫麟的幼年显得窘迫。带着几个孩子艰苦度日，并没有改变其父对他们督学甚严的态度，正是扎实的童子功，帮助张荫麟在16岁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几年以后又以出色的才华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
对比张荫麟的成才路，我们大致可以推出时下何以再难出一个张荫麟的原因。
现在的学生家长，朝前看他们见识过读书无用论对我们的戕害，王顾左右他们看到过读书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作用，所以，他们也希冀自己的孩子能好好读书，只是这读书已是与能否让孩子将来挣到大钱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我就不止一次地遇到过学生在高一时还把历史学、哲学作为今后深造的首选，可到了高三却纷纷“倒戈”到了经济学、国际政治、英语、日语等等看似四年寒窗能帮助他们顺利踏上有高额回报的就业岗位。我们无权责怪孩子，但是，最好的学生都逐利而去，期待再出一个张荫麟不就成了空想了吗？
跟大学生聊过对学校课程设置，表示满意的概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看看他们的课程表，经济学原理、西方宗教史、哲学、高等数学……蛮弹眼落睛的，可是，细问下来，有些老师要么只管自己的嗜好把“史”讲成了片段，要么敷衍一样照本宣科，要么丢一本吓人的巨著让学生自己啃去——在本科学生的课堂上哪里还见得到教授的身影？就是有教授肯将宝贵的时间“挥洒”到本科生的教室里，假如能遇到张荫麟这样敢于质疑老师的好学生，教授们能有梁启超先生的雅量吗？
正是一个大学数目不断增加、大学不断扩招的年代，标榜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论文数字已达海量，可是，谁都知道那是一块浸透了水的海绵，没有多少真东西。如网络世界一般虚幻的学术界，让不少已小有成就的教授、学者迷失了方向，不要说年少不免轻狂的年轻学子了。与张荫麟所处的年代相比，生不逢时，当是对想在当下成就一番名山事业的年轻人的最好劝诫。
凡是接触过《中国史纲》的，都知道那是写给中学生的教材。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张荫麟，已以多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他还是郑重地放下了手头的其他工作，还为此向清华请假两年。想问一下学界名重一时的专家学者，你们肯为区区一本中学教材全力以赴吗？我们无意责怪，毕竟，以一本中学教材被同行和读者不能忘怀的作者，除了需要他的殚精竭虑外，还有诸多因素——不必说，更不必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