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荫麟最初的设想之中，《中国史纲》应是一部多卷本著作，他拟定写作纲目，拆分历史为数十个专题，汉代以前他亲自上阵，汉至唐初则交给杨连升，唐以后由吴晗负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交由千家驹编写，近百年来的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则由王芸生负责。
1935年2月，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推荐张荫麟来为初高中生编写历史教科书，并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文化组。于是张荫麟组建了这样一个小团队，每个人负责一段历史时期，同时始终保持学术交流探讨。然而到最后，只有张荫麟一人完成了自己的部分，于是这本书也就只有这么薄薄一本了。
张荫麟是公认的天才，陈寅恪曾说过“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钱穆则说过“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半年后在《学衡》杂志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质疑对象直指老师梁启超考证老子事迹的文章，梁启超叹其为天才。1929年毕业后，公费到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3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1942年，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张荫麟因肾病去世，年仅37岁。
离开北平的契机是七七事变，当时华北危在旦夕，他未曾带走一本书，只身前往浙江大学。他将书都托付给了好友吴晗，包括已经写好的《中国史纲》的书稿，一并放在吴晗那里。四十多天之后，吴晗南下到云南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将张荫麟的十章长编书稿也带去了云南，并抽空整理、誊录。39年张荫麟几经周折终于到达昆明，住到吴晗家中，看到了吴晗为他誊录的书稿十分高兴，当即补写了第十一章《改制和“革命”》，并写了自序，整体作为《中国史纲》上古篇出版。在自序之中，张荫麟谈到了自己书写历史的几个标准。
吴晗和张荫麟两人在清华学堂期间相识，关系甚好，甚至相互戏谑若对方不幸早逝，一定要为对方编印遗文、墓志、行传、传记之类。哪想得到一语成谶。张荫麟逝后一个月，吴晗作《记张荫麟》，当时用文言文书写，发表于《人文科学学报》，四年后四周年忌，吴晗觉得竟无人提起，觉十分寂寞、凄凉。于是又翻出此文改写成白话文，发表于《大公报》。
《自序》指出这本书的标准有四，一，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avelty），史事上有“内容的特殊性，”可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在每一阶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者。二，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llect），史事上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之苦乐者。三，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e Valuea），即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愈高者愈重要。四，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追溯史实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而不取过去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训诲功过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以为近代学术之分工，通史的任务不在着重鉴戒和模范，和别的学门重床叠屋。
经过这四个标准的取材，还得贯通于四个范畴来驾驭“动的历史的繁杂”（Changing Historical Manifold ）：第一是因果的范畴，第二是发展的范畴，这两个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一、空间的发展（Felcological Development），二、演化的发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三，矛盾的发展（Dialetical Development），兼用此四范畴，期于将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才能圆满完成史家的任务。
——（吴晗《记张荫麟》）
《中国史纲》本意是给学生们当做历史课本用，张荫麟觉得我们的历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有一套，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虽详细不同，实则如四枚大小不同的镜子，所显出的还是那些人、那些地、那些事，实在浪费青年的精力与时间。于是他提出小学应以人物为中心，用写故事的题材，烘托每个时代的大事；初中以大事为中心，讲民族业绩与社会；高中则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仅仅是听到这样的描述，就让人觉得十分心动，如果真的能按照这个脉络来进行学生时代的教育，历史必然更加生动。
而从张荫麟最后留下来的这本《中国史纲》来看，共有十一章，从史前至东汉，有一笔带过，也有重点讲述。看完整本书所耗不过一周余，实在是文笔生动，人物鲜明，让人实在想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一段历史，他又会如何去描述，而历史中的人物，他又能讲出什么不一样的故事。
截取一段读书过程中认为特别妙的关于春秋与战国的比喻，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若把战争比于赌博，那么，春秋的列强，除吴国外，全是涵养功深的赌徒，无论怎样大输，决不致卖田典宅；战国时代的列强却多半是滥赌的莽汉，每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每在旦夕之间，以富翁入局，以穷汉出场，虽然其间也有一个赌棍，以赌起家，终于把赌伴的财产骗赢净尽。
——《中国史纲》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