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确需要变化创新，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五体书法即是活生生的事实。可这种变化创新却是经历了中华文明史的一半多时间啊!这说明，第一，书法的变化创新并不是个新概念，从籀文到小篆，到汉隶，到草、行、楷诸体，都是由一代又一代书法家承上启下、接前续后精心创作的结果(创作也包含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叫创作)。第二，书法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绝不是孙猴子，说变就变，一个筋斗可以翻十万八千里。
这本是个常识问题，可邪乎的是，有人硬要不甘寂寞，撑起“创新”的旗号，不停地叫喊“创新创新”，似乎书法到了“危亡”的时刻。在这些人那里，不“创新”则罢，一创“新”则“创”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怪象：
要么把书法打扮得花里胡梢，像歌舞厅涂脂抹粉的娇艳女子，使书法倒退成“装饰工艺”；
要么把书法当杂技耍，使书法变成“江湖艺术”；
要么泼墨成形，胡乱涂写，将艺术形式和内涵极为丰富的汉字书体，写成肢残体缺、柴火乱架、怪异丑陋、上天入地、面目全非、无人能识的“残书”、“丑书”、“疯书”、“天书”、“垃圾书”，还美其名曰“现代书风”。
悲乎!
在所谓“创新”的旗号下，书法变成了猴子任意玩耍的把戏，变成了孙悟空在云里雾里翻筋斗。说轻点，这是在蔑视传统、玩弄书法。说重点，这是在亵渎艺术、污染环境!也不可否认，有人正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幼稚、浅薄、无知。
说创新，苏轼、米芾、董其昌堪称楷模：
苏轼敢于标新立异，以“不践古人”为快，可他却主张“多取古书细看”，并“用心不杂”。
米颠更是无所畏惧，说要“放笔一戏空”，可他却集古人之字，无日不临古人笔札，大年初一也在学临古人法帖。
董其昌提倡“吾神”，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可他却临摹了包括晋人在内的大量古人真迹。
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二王等书家：
王羲之向卫夫人学行书，向钟繇学楷书，向张芝学草书，但他的行、楷、草最终与老师的风格面貌大不相同，且都超越其上。
王献之向父亲学书，可行草书多显疏放雄健、潇洒阳刚之气，与父亲的平和雅淡、清新流美之风迥然相异。
唐代的欧、虞、褚、颜、柳，写的都是楷书，但丰神各具，异彩迭出，各领风骚。
还有王羲之的《十七帖》、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在形式上都是草书，都敢于在点画线条、构字造型上夸张、突破，而运笔、用墨、结体以及风格、神韵却不尽相同、各富千秋。
王羲之《十七帖》局部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怀素《自叙帖》局部
你能说他们不是在创新么？我们能不从中受到些什么启发么？
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表明，书法包括形式在内的创新都是有“边界”的。所谓“边界”，就是传统、法度、规律、审美标准。可以说，包括上面所讲到的几乎所有的历代书法名家、大家都在创新，但几乎都没有越过“边界”。
就书体而言，其实我们的先人已经进行过许许多多的探索实践：
秦代就有过大篆、小篆、刻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
西汉新莽时期就有过奇字、古文、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
南朝萧子雲讲过五十二体书，
庾元威《论书》中列出书体达八十七种之多，
张怀灌《书断》中也讲过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隶书(楷)、章草、行书、飞白、草书十种。
唐以来直至今天，书体虽然只有五种，但细分亦有大篆、小篆、古隶、八分书、楷书(正书)、行书、行草、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十种。从形式上讲，“边界”已经够宽了，够人们去学习、研究一辈子了。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人不去思索古人如何苦心悬念、探索创新，而偏偏要去作“困兽斗”，去“创新”那些惨不忍睹的“现代”之书。岂非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