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史中，儒学一脉拥有重要地位。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孔子创制儒学起，历经两汉的发展、唐宋的复兴，明代的发展，直至今日，其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儒学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说，它随着汉代董仲舒、唐宋韩愈、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不断修改与深化，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独具特色的派系，不断地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有关中国的研究，避不开儒学一脉。而对其的研究，也对当代中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儒学一脉之中，心学作为较后出现的学派，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创者一般被认为是南宋时期的陆九渊，而集大成者则被认为是明代的王阳明。在其的学说中，以“心”作为最高范畴，故其学说被称为陆王心学。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则集中体现在《传习录》这本王阳明教书育人的生平记录之中。

在《徐爱录·三》中，王阳明用一句话集中阐释了他的思想核心：“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其将心置于天理、人理之上，认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即孝、忠、信、仁，皆在心中，只需要在修心上用功。而至于修心的具体方法，则为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不论如何，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对心的修行。

而对心的修行则是王阳明《传习录》后面讲述的重点。

例如《陆澄录》中涉及到王阳明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致良知。针对如何“致良知”，王阳明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首先是“立志”，需存养天理，念念不忘，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例如静坐学习、交友等，并且追求自然，反对刻意追求。该段论述表明了王阳明心学的实学特征，证明了心学是在实践当中运用的学问，有着较为实际的方法论，而并非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学问。并且在该章之中，王阳明就朱熹的观点“存天理，去人欲”进行了解释，是为在体察天理时，需秉持客观的态度，摒弃人的固有观念的左右，进行客观、思辩地分析，方能体会天理。这一条也体现了王阳明学说与朱熹的理学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再如《答顾东桥书》中对王阳明另一重要思想“知行合一”的阐释。其共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与前面的“致良知”有所关联，强调格、致、诚、正，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此思想源自《大学》，意为从实践之中获取真知，并以此辅助自身修行；而且也论述了意为行之始这一观点。第二个维度则是“知”与“行”的统一，并认为不去实践的知识不能称之为知。第三个维度则是强调行的重要性。从王阳明的表述及生平经历来看，他所理解的心学的确是一门重视实践的理论，虽然依旧是坚持意识的第一性，但是也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先进性。

纵观王阳明《传习录》的心学理论，他既从宏观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从“心即理也”出发，通过立志、致良知有了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在通过知行合一落实到实践之上，吸收了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又没有佛道之学这种悬浮于世的虚无感，理论皆落足于实践之上，并有自身的亲身实践，在当时可以说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这一点在其微观的方法论中也有所体现：如何格物，如何致知，如何正意，如何诚心，如何知行合一，皆有具体的方法指导。微言大义，以小见大，可以说是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实践支撑。其中许多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情况打破了旧时代的传统，改革开放又导致了西方思潮的涌入，这样新旧交替的时期让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较为成熟的、属于自身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乱像。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伟大构想。而何为中国特色？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普世的优秀思想文化结晶，具有永恒的价值，在当代仍然适用，并且体现着中国文化和思想独有的魅力。应当立足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适当改造和扬弃，使其适应当代社会和人群的需要，服务于当代的文化、思想需求，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只有经过成系统的学习之后，才能够分辨精华与糟粕，并将其运用于实践之中。

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这样一门具有无穷魅力和强大生命力的学问。首先，心学立足于实践之中，强调知行合一，与当前以实践为基础的各项工作不谋而合；其次，心学之中对于自身德行的要求与磨练道德操守的实践，对于当前的中国具有较为积极的现实意义；最后，心学的一系列方法论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总之，王阳明心学作为对儒学较为完整的阐释之一，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指导意义，也对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大背景之下，应当对其有更多的关注，深入挖掘其价值，以期对当代新中国各项建设提供有益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