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诸子，“本天道以立人道”，建立了庞大精致的“仁、义、礼”伦理体系，目的并不只是在追求“立仁德以合天德”的心灵境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改造当时社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大同治世”的理想。依照儒家的构想，理想的大同世界应当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禮记.禮运.大同篇》
实现大同世界的先决条件是天下每一个人都怀有伟大的仁爱精神，能够大公无私，爱人如己。当然儒家也知道:这是极不容易实现的“乌托邦”，所以他们又提出一个比较实际的政治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小康”之治: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性，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在小康之治里，承认人类私心的存在，而由少数具有仁爱精神、道德高尚、大公无私的圣贤人物来治理这个人人为私的天下，使其归于治平。这种办法可以称之为“德治主义”。在孔子的理想中，这类圣贤人物的代表，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是“禮”，建立礼仪规范，“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义，示民有常”，这就是所谓的“禮治主义”。儒家认为:遵循这种办法的政治领袖，会受到大众爱戴，违反这种办法的政治领袖，定会受到大众的背弃，“在执者去，众以为殃”。
照这个标准来看，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僭越”的情形，不仅离大同治世十分遥远，连“小康”之治也谈不上，根本可以说是“乱世”。因此，孔子极力提倡以“仁、义、礼”伦理体系为内容的“仁道”，希望能恢复西周以前的封建社会秩序。他实践其政治理想的途径有二:第一是游说诸侯，希望有人能够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孔子中年数度出仕，晚年周游列国，都是出自此一动机。另一个途径是聚徒讲学。台湾学者黄光国在《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中说，在西周之前，封建制度稳固的时代，“学在官府”，贵族垄断了所有受教育的机会。到了春秋时期，封建社会秩序濒临解组，庶人有机会出身为士。想要出仕，必须先接受教育。而诸侯又无暇办学，私人讲学之风因而大兴。孔子便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以“有教无类”为号召，兴办私学。他自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论语.述而》，只要交得起学费，便来者不拒，兼容并收。结果门下弟子多达三千人。
从此以后，重视教育，“学而优则仕”，就成了中国人的传统。
